来源新三届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诸多文章。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原题陈独秀是托派汉奸吗？作者：张家康“八·一三”淞沪战役爆发，日*飞机轰炸国民*府首都南京。战局吃紧，国事繁乱。国民*有意释放一批*治犯。陈独秀就是在“八·一三”后十日被释放的。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难，陈独秀义无返顾，全身心地投入全民抗战的斗争之中。然而，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腔热忱，却换来荒谬绝伦的人身诽谤。他恼怒至极，百思不得其解。出狱后的陈独秀与夫人潘兰珍
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陈独秀终于走出牢房，获得自由。消息传出，立即引起震动。《大公报》在当日的《短评》中说：“我们欢迎这位老斗士出狱，为他的祖国努力！”此时，有托派分子请他回上海重整托派组织，他郑重相告，如此教条的宗派组织，是一点出路也没有。又有人劝他去香港，他立即表示，既然“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在抗战区。”他在出狱后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明确表示：“现在的抗战运动，就是*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年9月9日，陈独秀乘船离开南京来到武汉。到了武汉后，他立即投入全民抗战的宣传工作。据相关资料记载，他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先后到过武昌中华大学、武昌艺专、汉口市立女中、汉口青年会和武汉大学发表抗战演讲。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老斗士，风采不减当年，每到一地，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大公报》对此有一段纪实而又精彩的文字：“大门外站着两个黑衣警察，执着枪，阻止一片黑压压的群众进门。……台上和台下，到处都有人在密密地聚集着，连风也难透过。……群众的狂热使他微微有点兴奋，枯干的面色泛着红。他老了，头顶秃了半个，发已斑白，留着短须。……倔强的风骨随时表露着，一件灰袍子，失去了光的皮鞋，依然是寒士风度。”他的这些演讲，大力阐释抗日战争的性质和意义，指出现在已“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最尖锐阶段”，“除甘心做汉奸”外，全国人民都应投入抗日战争。他特别提到，在全民抗战期间要改革*治机构，使人民享有*治自由和改良人民生活等。这些见解在许多地方恰与中共中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有共同之处。托派内部对于抗日战争存有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些狂躁的托派分子机械地套用列宁“上次帝国主义间大战的理论，”对抗战采取失败主义，企图乘机推翻*府，来一次所谓革命。陈独秀对此严词驳斥，十分肯定地表态：“此次中国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做南京*府和东京*府的战争，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援助抗日战争。”陈独秀的抗战言论，自然引起他们的反感。上海托派临委书记刘家良气急败坏地说：“这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是没有希望了。与他决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陈独秀长期与年轻的托派有着意见分歧和冲突。两年前，他还在狱中时，就因为提倡联合抗日，而受到围攻，甚至被他们开除出托派。他是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出狱后，他很快便会晤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他说：“我的意见，除陈独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为任何*派所拘束。”包惠僧回忆，陈独秀曾亲口对他说，自己已“不是托派，想发表声明。”类似的话，他和很多人说过。11月21日，他在给另一位重要的托派分子陈其昌的信中，正式声明：“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显而易见，他已经自动地退出了托派。陈独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彭后来成为中国托派领袖
张闻天毛泽东致林伯渠的指示电陈独秀出狱后发表的抗战言论，很快便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年11月20日，延安《解放》发表署名文章《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文章表示颇为友善的态度：“庆幸”陈独秀恢复了自由，希望他“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文章尽管依然用尖刻的语句谴责托派，批评陈独秀，但是，毕竟将陈独秀另当别论，认为陈独秀的抗战言论，“与中国的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已大有差别。”也是在此期间，周恩来在武汉接待陈独秀的朋友罗汉时说：“所谓中国托派，事实上亦很复杂。……我可以大约将其分为四派，一派是赞成抗日的，你和独秀属之。”并表示，“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不用。”当陈独秀由南京启程往武汉时，罗汉却由武汉来到南京八路*办事处。罗汉是中共早期*员，后又转变为托派，年又脱离托派。他曾为营救昔日的托派难友，得到过中共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李克农的帮助。“如此友谊和热忱”使他十分感动。所以，国难当头，有意为“联合抗日”尽一份力。罗汉向叶剑英、博古重提旧事，即“一·二八”事件时，陈独秀等提出的与中共“合作抗日”的建议。叶、博二人听罢极为欣喜，告诉罗汉，他们将立即电告中共中央。同时，又嘱咐罗汉去趟延安，与中央负责同志面谈。可是，由于大雨滂沱，山洪阻路。罗汉到西安就再也不能前行了。在西安八路*办事处，他受到了林伯渠、王若飞的热情接待。大革命时期，林、王都曾与陈独秀共过事，对陈独秀重回同一战线，内心十分高兴。林伯渠希望罗汉耐心劝说，并说：“陈独秀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在*的历史上有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倘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战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王若飞还表示，如果不是工作繁忙，极愿意与罗汉南下会晤陈独秀。在延安，中共中央很快便知晓陈独秀的态度和意向。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托派毕竟不是苏联的托派，可以与陈独秀等形成某种合作的关系，以期一致抗日。9月10日，张闻天、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林伯渠《关于对托陈派分子的原则的指示》“请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系，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之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行考虑。”
就在罗汉去西安时，陈独秀已在南京与博古、叶剑英有所接触。罗汉由西安回到南京，博古对罗汉说，据他观察，“独秀的意见，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点，故近来中央刊物上已不把托陈并为一派”。他还嘱咐可“口头传达”张闻天、毛泽东的三条。博古本打算去武汉与陈独秀会晤，但又考虑到自己*龄浅，要想谈出成绩和圆满些，“最好候恩来南下后”。罗汉将西安之行及张、毛三条作了介绍后，陈独秀即亲笔写了一封信，并制定出七条纲领，让罗汉回南京后转交给博古、叶剑英。这样的互动和接触，已经显现出良性发展的趋势。王明指责中共中央忽视托派危险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等由莫斯科回到延安。王明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有此显赫身份，中共中央自然尤为重视。这天，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都到机场迎接。毛泽东发表了“饮水思源”的欢迎词，他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王明一点也不谦逊，干脆炫耀说，自己是共产国际派回来，是斯大林同志派回来的。王明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是满意的。王明的派遣回国，是为了加强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监督。共产国际虽然已经实际承认毛泽东在中国共产*的领导地位，但是，对于毛泽东所强调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斯大林还是放心不下。苏联*府尤其是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