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春，张进被诊断为“中度抑郁偏重”，由此开始了他的抑郁症治疗之路。
彼时，张进为人所知的身份，是业界知名媒体“财新传媒”的常务副主编。作为国内享誉度颇高的财经媒体，张进是该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
大概半年后，张进在博客中写下《地狱归来》，首次记述了自己患病和求医的经历，并由此展开了有关抑郁症的研究、思考和写作。今年9月，文章结集出版成书，取名《渡过》。
抑郁症患者和资深媒体人的身份，给了张进了解、传播抑郁症知识的有利条件，但张进所做的，更多源自一份求知和助人的热忱：抑郁症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得抑郁症？患者和普通人该如何去对待它？
围绕抑郁症，纵然已有很多专业或非专业的文章和出版物，却很少有像张进这样坦诚而不失客观、深入却不晦涩的记录。对此，张进的主治大夫、医院的姜涛给予了很高评价，称《渡过》弥补了精神科医生在语言文字方面的欠缺，“朴实、精确地”展现了抑郁症。
无法单靠心理治疗准确地说，张进是一名“双相情感障碍抑郁发作”的患者，而非单纯的抑郁症。
求医后的两三个月里，张进的病情一直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在朋友的建议下，他换成了现在的主治医生姜涛，开始服用新的药物。
姜涛告诉张进，他得的是“双相障碍”中的“软双相”—抑郁症分单相和双相，前者是典型的抑郁症，后者则不但有抑郁症状，也有兴奋症状。双相的表现又千差万别，医学界将其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表现出明显的兴奋和狂躁，另一种即“软双相”，大意是以重度抑郁为表征，躁狂迹象不显著。
这一次，在挨过药物的副作用后，张进的病情突然有了好转。
药物的突然见效让张进对抑郁症的治疗产生了极大好奇，他“把用过的11种药，它们的化学结构、适应症、不良反应、*理药理，挨个研究了一遍，并由此延伸到抑郁症的病理知识……”在系统学习了精神科教材，并观察、采访了许多病例之后，张进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其中既有《抑郁症是心理病变还是器质性病变》《谁最容易得抑郁症》这类对抑郁症发病原因的探讨，也有《为何抑郁症患者容易自杀》《双相是怎么回事》这类知识普及性的文章，还有《如何干预抑郁症患者自杀》这样实用而具体的建议。这些直中要点且平白易懂的文章在网上获得了很高的阅读量。
作为受过良好教育、文字功底深厚的媒体人，在吸收了大量专业知识后，张进在文章中既有对抑郁症及其诊疗的深刻思考，也有更为开放的态度。比如，他提出“抑郁症”的名称不科学，称为“脑功能失调症”更好；比如，在讨论治疗方法时，他指出人们对“治标治本”问题的误解；他力劝患者求医，强调抑郁症是一种器质性疾病，不能单靠心理治疗的方法应对。
张进本人对心理咨询持怀疑态度，他用诙谐的笔调讲述了自己面对各式各样心理咨询师的经历—但这并非否认心理治疗，张进也认为，彻底治愈抑郁症需要内心的力量，只是中国目前的心理咨询师往往良莠不齐，特别对中度到重度抑郁症患者来说，心理治疗更是难以起效。
张进更青睐的是“做自己的心理医生”，《渡过》因此“从大脑科学原理和心理学层面，探讨患者如何理解自我、观照自我，完成精神世界的重建”。
遗传和贫困，抑郁症的两大起因根据中国最近的一次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由加拿大学者费立鹏在-年间的调研数据显示：中国抑郁症的患病率为6.1%，其中得到治疗的比率，被广泛引用的两个数字是5%到10%；而患上抑郁症后不予治疗的结果，医学界大致认同的数据是：三分之一可以自愈，三分之一发展成慢性，三分之一自杀。
事实上，单相抑郁药物治疗的有效性接近70%，双相情感障碍则低一些。比起其他方法，药物治疗可以给抑郁症患者的康复机会大得多，用张进的话说，是“最不坏的选择”。
《渡过》中记录了不少陷入抑郁症的普通人，通过这些文字，可窥抑郁症患者万象。其中有患病五年拒绝吃药而坚持心理治疗的媒体人，有研究机构的博士，有表面阳光的女大学生……
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都呈现出复杂和不确定的因素，这源于其发病机理依然未得到足够的认识。本书中，姜涛的一句话概括了人们对抑郁症的认识程度：“如果说当代医学对糖尿病的认识达到近代的话，对大脑疾病的认识恐怕还停留在公元前。”
年2月，由英国牛津大学乔纳森·弗林特(JonathanFlint)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在人类基因组中首次找到了两个与抑郁症有强相关证据的基因位点，这一开创性的发现发表在7月15日的《自然》杂志上。
抑郁症和遗传的关系很大。尽管许多病都有遗传特性，但根据姜涛给出的数据，抑郁症的遗传度高达80%，也就是说，一旦携带致病基因，发病的可能性是80%。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乔纳森·弗林特的研究建立在中国汉族女性抑郁症患者的样本上。由于人口众多，国内更容易招到大量遗传背景比较接近的志愿者，而且，正因为抑郁症诊断不发达，所以患者中重症的比例较高（招募到的抑郁症患者中，有85%所患的是无法感受到快乐的忧郁型抑郁障碍）。乔纳森·弗林特在研究中还发现，由于受教育程度不同，中国抑郁症患者的症状呈现出比较显著的差异：低学历患者出现的往往是躯体症状，比如某些身体部位疼痛；高学历患者则多出现活动降低、工作能力丧失等。
“文化人”才得抑郁症，也是中国对抑郁症的误解之一。在医院诊室旁听过医生看病的张进明白，穷人才是抑郁症的最大群体，研究也显示：贫困是抑郁症的一大诱因—在此之前，张进和许多人一样，以为抑郁症是一种“高级病”。
张进：外界的追问，是一种优越感的体现对张进本人来说，从患病到治愈，他完成了一次艰难的人生蜕变。在书的后记里，他写：“（患病的）两年半来，一直没有停止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完成这篇文章后，我的反思基本完成。人们穷其一生，都不会结束对生命的永恒追问，在奔向知天命之年时，我有此认识，并不算晚。”
抑郁症在带给张进痛苦的同时亦让他有所收获：“一个人在病程中，会暂时失去很多社会功能，但大脑从未停止思考。既已陷入人生最低谷，就没有必要粉饰和虚夸，而可以直面内心，用手术刀解剖过去，梳理人生的成败得失。当再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时候，转机就将到来。”
时代周报：书中提到，抑郁症更应该被视为“一组”病因和发病机制不同的病症，而不是“一种”病，而且，医学界对抑郁症包括其他神经症和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本身也经历了变化，你甚至提出抑郁症应该叫“脑功能失调症”，是不是可以说，我们现在之所以认为存在一种叫抑郁症的疾病，其实是现象层面的归纳？但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从现象层面去判断，似乎标准也很模糊，医生也往往称抑郁症的表现个体差异很大。对此你怎么看？
张进：是的。抑郁症的一大特点，是特异性。不同的人，症状会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期的症状也不一样。同一种药，不同的人、同一人在不同情境下，服用后的效果也不完全一样。这增加了抑郁症治疗的难度。
时代周报：你反对给抑郁症患者贴标签，但其实“‘抑郁’症患者”本身是一个可能会跟随人一辈子的标签，你认为人们对抑郁症的这种敏感从何而来？
张进：因为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精神上的不正常，比躯体上的不正常，更让人侧目。
时代周报：抑郁症患者常不被理解，特别是病情严重的自杀者。不少自杀者留下过或多或少表达心境的文字，但这些文字也难以让正常人理解他们的痛苦。作为一个过来人，你认为普通人该以什么样的态度看待抑郁症患者的自述？
张进：其实抑郁症患者自己也很难说清楚，普通人就更难理解了。说实话，我也不追求这种理解。这不重要。如果说我有希望，那就是希望局外人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就可以了，即不把自己的主观判断当成事实判断。
时代周报：在关于翻译家孙仲旭自杀的文章中，你指责人们对患者患病原因的猜测、追问是为满足窥视欲，认为这种追问没有必要，但同时你也认可患者“自渡”、提倡“当自己的心理医生”。能不能说这种自我治疗的过程其实也是患者自己求得解释的过程？如何看待解释和治疗的关系？
张进：外界对患者患病原因的猜测、追问和心理治疗无关，只是潜意识中优越感的体现；“当自己的心理医生”则是自己探寻自己的病因，当然有价值，无论这种探寻能否接近本质。如果找到了本质，我相信有助于辅助药物的治疗。
时代周报：为了研究抑郁症，医院诊室旁“听”医生看病，病人对此有什么反应？这种旁听持续了多久？
张进：断断续续持续了半年多吧。刚开始觉得很新鲜，后来渐渐觉得千篇一律，收获不那么大，就不去了。在姜涛的诊室里，人多得很，都在等待轮到自己，所以没有人注意到我。即使我去询问，也没有人注意，因为患者在等待的时候都在交流病况。
时代周报：能否讲讲你现在的情况，是否还在吃药？病情是否稳定？
张进：稳定，但还在吃微量的药，也许可以停了，但是姜涛希望我再等两年，不要冒险。
时代周报：因为你写的文章，许多人跟你联系、向你求助，这会不会打扰你的生活？
张进：现在找我的人越来越多，逐渐觉得是个负担，但这也是自我肯定之源。我还是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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