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撰稿余雅琴责任编辑
刘悠翔“《吉祥如意》真的是大鹏拍的吗？”年1月第一波点映结束，微博和豆瓣上出现很多这样的评价。导演大鹏是上一代“网红”，很多观众是因为年开播的网剧《屌丝男士》认识并定位他。尽管大鹏后来陆续出演过不少角色，其导演处女作《煎饼侠》还获得了11.6亿元的高票房，但他似乎总是被固定在某种形象里。由于他执导的前两部电影口碑都遭遇了滑铁卢，甚至有人说他拍摄的“根本不是电影”。那之后，大鹏照旧演戏上综艺，却始终憋着一股劲儿，作为创作者他想要证明自己。摄影师汪士卿多年拍摄纪录片，自己也是导演，他在年忽然接到大鹏的邀请，去大鹏的家乡拍摄一部套层结构的电影，为此签了协议，决不能泄露这部电影的信息。汪士卿告诉南方周末，大鹏最初的创意就是拍摄自己姥姥的春节，原计划叫做《姥姥》，结构也想好了，影片后半部分呈现的是自己怎么拍这部片子。天不遂人愿，剧组到达村子的第一天，大鹏的姥姥就因意外住院，很快去世了。“大鹏当时和我们沟通的时候，就流露出对姥姥年事已高的担心，但意外来得太快了。”汪士卿说。与惯常扮演的角色不同，生活里的大鹏很严肃，《吉祥如意》展现了大鹏不为人知的一面，在这位风光无限的十亿元票房俱乐部的导演身后，也有个“一地鸡毛”的原生家庭。当年风光无限的油田科长三舅在大病后失去了智力，也失去了家庭，妻子带着女儿离开，他只能回到农村和母亲与二哥一家同住。母亲猝不及防的去世和女儿时隔十年的到来，激化了这个家庭多年来引而不发的矛盾。这是一部很难被定义的电影，由两部名为“吉祥”和“如意”的短片组成，前者曾让大鹏获得金马奖最佳短片奖，讲述了刘陆扮演的女孩丽丽回到十年未归的老家，如何面对失智父亲的养老问题；后者则是它的衍生，让我们看到虚构的故事背后，导演大鹏是如何将自己家人的故事搬上银幕的。《吉祥如意》的命名有个复杂的缘由。“吉祥”好理解，这是三舅的名字，一家五个手足同胞，三舅病了之后就总是念叨着其他四人的名字“文武香贵”，单单不提处在中间的自己。“如意”这个名字最初寓意为“如了天意”。疫情中，大鹏决定自己来剪辑这部分短片，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结尾。直到他翻出年自己在姥姥家随手拍摄的一段DV：画面里姥姥很健康，穿着红毛衣，三舅的头发还是黑的，一家人喜气洋洋，镜头拍到门上贴着大大的红色贴纸，赫然写着四个字——吉祥如意。这一前一后的碰撞，让《吉祥如意》产生了丰富的况味，它不仅是一部“家庭私影像”，更是一部关于中国人和家庭关系的作品。一方面，这部电影深入到中国家庭内部，它与年的剧情片《过年》有着相似的故事，大年初一各怀心事的一家人终于撕破了脸，亲情碎了一地。区别在于，大鹏所拍摄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不仅需要挖掘所谓人性，更要面对自己内心的伤痛和亲情的撕扯。大鹏三舅王吉祥的养老问题，是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缩影，也折射出中国人家庭观和亲情观念的变迁，甚至还能让一些观众联想到中国的城乡差距和东北工业区的衰落。这部电影是克制的，在很多应该给出答案的地方都只有留白，比如姥姥葬礼上大鹏复杂的情绪，比如三舅的病其实比电影里更具有攻击性，最关键的部分是女儿丽丽为何十年不回家。当演员刘陆忍不住问丽丽这个问题的时候，镜头只是定格在她长久的沉默上。这种沉默是中国式的，但也许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体会到不同的滋味。在这个因为疫情而显得有些冷清的春运期，很多人都无法与家人团聚。大鹏在微博上晒出了自己小时候与姥姥的合影，没人知道他内心是不是依旧对姥姥的去世无法释怀。《吉祥如意》有一段他和表姐丽丽的对话，他说自己总是忍不住想，是不是因为他要拍这个片子，姥姥才走的。丽丽则安慰他，可不能那么想，因为她也想过，“是不是（如果她）不回家，奶奶就不会走了”。1“真实发生的事情最有力量”南方周末：这部作品的缘起是什么，你怎么想到要把镜头对准家人？从最初计划拍姥姥转变为以三舅为主人公，这中间经历了什么？大鹏：年我在筹备《缝纫机乐队》，当时我们在等一个重要的道具——一个22米高的大吉他建成，这需要五个月的时间，所以我就动了一个念头——可以让现有的剧组人员去拍摄一个周期比较短的作品。当然现在讲起来，《吉祥如意》成为我后期制作时间最长的一部电影，用了四年才面世，已经和我最初的想法完全不同了。导致这种变化最主要的原因是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意外事件。最初我就是想拍拍我姥姥是怎么过年的。我邀请刘陆来扮演我自己——一个女版的我。我想借此捕捉到两代女性：一直在农村的姥姥和从小村庄走到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她们在春节的时候一定会有思想上的交锋和碰撞。同时，我们也确定了一种拍摄方案，就是不用剧本。我跟剧组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去拍“天意”，生活发生什么我们就拍什么，不去干涉它。结果我的姥姥突然生病住院，因此就没办法去拍她了，后来我们就转而拍摄我三舅，邀请刘陆来扮演三舅十年没有回家的女儿丽丽。南方周末：你和姥姥以及舅舅们的关系怎么样，又是如何理解三舅这个人物的？大鹏：我和姥姥以及舅舅们的关系非常好，小的时候，因为母亲身体不太好，她和我爸到全国求医问药，更多的时候都是姥姥陪伴着我，我是跟她一起长大的。大概到我上初中的时候，三舅生病了，姥姥开始转而照顾三舅。三舅是我在大家族里的偶像和榜样，他当过兵，后来退伍参加工作，有了很可观的经济收入，我人生中的第一个泡泡糖就是三舅的女儿丽丽姐给我的。我很小的时候对他们的家庭条件非常向往。疾病带给三舅的改变确实有很强的悲剧性，直到现在都让人唏嘘。南方周末：这部电影里的真实和虚构交织，而不是单纯的纪录片或者剧情片，你想通过目前这样的形式表达什么？大鹏：年我来到北京进入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此后十多年几乎都在这个行业里，也许慢慢地培养训练出了一种求新、求快、追求强互动的思维习惯，这些都体现在我后来的一系列作品中。我拍《煎饼侠》是因为我觉得中国人没见过大银幕上的中国超级英雄，而拍摄《缝纫机乐队》是因为可以在电影里呈现真实的乐队演出，到了这部《吉祥如意》，首先是这个结构很吸引我，我希望能够拓展一下大家以往被培养出的电影观看习惯。南方周末：电影里有几场家人起冲突的戏，这些内容是你设定的还是家里人不自觉的流露？大鹏：家人们起冲突的戏是自然发生的，在整部电影里我们呈现的都是真实发生的内容。当然，我们最开始邀请刘陆参与拍摄，是希望创作者能够可控地拍摄一些自己设计的内容。但到了后期呈现，面对素材的时候，我还是觉得真实发生的事情是最有力量的。南方周末：刘陆是专业演员，而你的家人不是，为了在摄像机面前呈现出自然的状态，你是如何设计表演的？你自己也出现在镜头里，你的表现有表演的成分吗？大鹏：我没有在表演，因为也来不及。我们现在在采访，是在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以舒服的姿势和说话方式进行沟通，但是当时不是这样的，各种思想冲击是非常剧烈的，根本顾不上这些。我会跟刘陆去探讨，每一次开机希望她与我的家人讨论的方向，但没有办法左右家人们会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就完全依靠刘陆的即兴发挥，或者说她也并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成为(她演的)那个人。另外，我们也会通过后期处理减少她表演的痕迹，尽量呈现出一种自然的状态。南方周末：在这部电影的拍摄中，你既是导演又是拍摄对象的家人，你如何处理自己与拍摄对象的关系？拍摄涉及家人的隐私，你会有压力吗？大鹏：并没有压力，我觉得这就是家人，同样的一家人如果由其他创作者去拍摄，或者我去拍摄别人的家人，可能最后都没办法呈现出目前的样貌。正是因为家人对我是非常信任的，他们才可以做出有安全感的表达。如果我们只讨论电影的话，电影当中需要这样的冲突去冲击观众的情绪，去让观众反思自己与家人的关系，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去改善这样的关系。当然这样的想法到最后也实现了，因为我看到现在的影评，其实更多的观众都会认可它积极的一面。但是刨除电影的呈现，就创作本身而言，我与家人们从头到尾都保持沟通，我并不觉得在这方面会有压力。电影《吉祥如意》剧组。（剧组供图/图）2“家乡是我安全感的来源”南方周末：你的家人有没有看这部电影，他们是怎么评价的？大鹏：家人都看过，除了二舅和三舅。因为他们在农村，没有办法在影院看电影。在制作过程中，我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地点邀请他们看过，他们也知道是什么样的呈现。至于怎么评价，因为他们都是家人，我觉得也不是特别客观。除了这部电影，只要我参演或者导演的电影，家里面的人都觉得是好电影，这部电影也一样。丽丽姐曾经跟我说非常感谢我拍这样一部电影，让她的人生完整了，这是她的评价。南方周末：三舅的现状如何？你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看待姥姥去世后的家庭风波的？大鹏：三舅的状况是这样的：拍摄完毕后，我提出在通化附近找一家疗养院，我们也实地拍了很多照片，打听了价位，我会负担他全部的生活费。但没有一个亲人同意，大家还是更愿意让三舅得到身边亲人的照顾。虽然他们会为了三舅激烈地争论，但当具体的问题摆在面前的时候，谁也不希望三舅真的离开。最后就变成了三舅嘴里天天念叨的“文武香贵”（三舅的四个兄弟姊妹的名字），每人每年花三个月时间去照看他。现实生活中，他的兄弟姐妹们变成了他的“妈妈”，一直陪在他身边。南方周末：对于创作者来说，直面家庭的创伤并展现给公众看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你的勇气从何而来？大鹏：我希望可以影响到更多的观众去反思自己与家人的关系，我的勇气源自我对亲情的信心，我的勇气是相信更多善良的观众。我是一个创作者，我必须要有这份勇气。南方周末：生活在北京的大鹏和回到东北家乡的大鹏，你是如何平衡这两种身份的？离家多年，对家人，对家乡，你怀着怎样的情感？大鹏：我的家乡是一个小的山城，四边都有山，人口非常少，市区人口只有五万人，可能在北京随便找一个规模大一点的社区都比它大。17岁之前，我都生活在这个小城里，它基本上塑造了我的性格，让我成为现在的我。大学的时候，我去了长春，它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因为看不到山，四周都是无尽的平原，这让我很没有安全感。也许我还是一个依赖边界和规则的人，所以家乡是我安全感的来源。我没有办法去平衡北京的大鹏和家乡的大鹏这两种身份，因为我不是典型到可以拿来举例子的人。我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非常繁忙，这些年都靠着巨大的工作量在短时间里迅速提升自己。当真的忙起来的时候，东北家乡离我是非常遥远的，根本顾不上想。这部电影改变了我，在制作它的四年里，我比以前更依赖家人，会打更多的电话给他们，也会更愿意待在父母身边，努力弥补之前因为工作带来的长时间的分别。南方周末：作为东北人，你怎么看待近年来在电影、文学、流行音乐乃至脱口秀领域的“东北文艺复兴”，你觉得自己身上有地域文化带给自己的影响吗？三舅的人生似乎与东北的兴衰起伏相呼应，这算是一个隐喻吗？大鹏：我很高兴大家开始谈论“东北文艺复兴”，其中很多作家的作品我也看过。我自己不是典型的东北人，甚至日常生活中认识我的人都会有类似的评价，说我一点都不像东北人。我觉得可能是性格的原因，东北人往往是粗犷、热情、奔放的，而我在这方面不太一样。我觉得地域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因为东北在冬天的时候非常寒冷，所以人们等量的内心要十分火热才能抵过这个寒冷。而在文艺表达上需要这种外化的性格。说到三舅这个人物，从我的角度来说三舅就是一个个体，他只是我的三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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