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卡：“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人们出于这种疯癫，用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性所支配的行动把自己的邻人紧闭起来，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语言相互交流和相互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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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
作者：米歇尔·福柯
译者：刘北成杨边婴
出版社：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年1月
页数：页
《疯癫与文明》是20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博士论文，也是其成名作。这本书既是分析性又是综合性的著作。核心观点认为，疯癫是“社会空间”中的一个知觉对象，它是在历史过程中许多方面建构成的，是由多种社会实践，而不是由一种集体感觉所捕捉到的，更重要的是，它不能简单地成为思辨理解的分析对象。
建构性因素应该是那种将疯癫区分出来的行动，而不是在已经完成区分并恢复了平静后精心阐述的科学。作为起点的应该是造成理性与非理性相互疏离的断裂，理性对非理性的征服，即理性强行使非理性不再成为疯癫、犯罪或疾病的真理。此时，疯癫与非疯癫、理性与非理性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它们不可分割的时候，正是它们尚不存在的时刻。它们是互相依存的，存在于交流之中，而交流使它们区分开。
在现代安谧的精神病世界中，现代人不再与疯人交流。一方面，有理性的人让医生去对付疯癫，从而认可了只能透过疾病的抽象普遍性所建立的关系；另一方面，疯癫的人也只能透过同样抽象的理性与社会交流。这种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
18世纪末，疯癫被确定为一种精神疾病。这表明了一种对话的破裂，确定了早已存在的分离。理性-疯癫关系构成了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向度。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与疯癫的争执是一种戏剧性辩论，其中人所面对的是这个世界的各种神秘力量；疯癫体验被各种意象笼罩着：人类的原始堕落和上帝的意志，兽性及其各种变形，以及知识中的一切神奇秘密。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这种知识对疯癫已了如指掌，因而视若无睹。
第一章通过“愚人船”的概念对疯癫进行历史角度的阐述。欧洲麻风病院的逐渐消退，宗教改革加速了麻风病院的改造。由市*当局掌管了福利和医护设施，很快被绝症患者和精神病人所充斥。
麻风病的奇异消失，无疑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实践的结果，而是实行隔离，以及在十字*东征结束后切断了东方病源的结果。麻风病退隐了，但它不仅留下了这些场所，而且留下了一些更加延续的东西，这就是附着于麻风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风病人的意义，和那些触目惊心的可怕的社会意义。在宗教话语体系下啊，遗弃就是对他的拯救，排斥给了他另一种圣餐。麻风病和麻风病人消失之后，这种结构和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却保留了下来，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风病人的角色。
文艺复兴时期的想象图景上出现了一种新东西：“愚人船”。这种船载着那些神经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疯人因此便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疯人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此，疯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是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半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疯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疯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
在古典时代，愚人船的“神话”同时解释了现有世界中人身上松垮、发疯、晦暗等特征，认为这种特征的人是通过愚人船带来的。海因洛特认为，疯癫是人身上晦暗的水质的表征，水质是一种晦暗的无序状态、一种流动的混沌，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属，是与明快和成熟稳定的精神相对立的。
疯癫主题取代死亡主题并不标志着一种断裂，而是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受到质疑的依然是生存的虚无，但是这种虚无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外在的终点，即威胁和结局。就一般情况而言，疯癫不是与现实世界及其各种隐秘形式相联系，而是与人、与人的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
首先，最重要也是最持久的癫狂形态是浪漫化的疯癫。反映出人类的各种想象，甚至是漫无边际的遐想，具有文学上的典型性。第二种是狂妄自大的疯癫。虚妄的自恋使其将各种自己缺少的品质、美德或权力赋予自己。此外，还有正义惩罚的疯癫。它在惩罚头脑混乱的同时还惩罚心灵混乱。最后一种疯癫是绝望情欲的疯癫。因爱得过度而失望的爱情，尤其是被失望愚弄的爱情，别无出路，只有诉诸疯癫。
在艺术中，疯癫被视为最纯粹、最完整，同时也是最必要的错觉形式。因为无需任何外部因素便可获得某种真正的解决，而只需将其错觉推至真理。因此，它处于戏剧结构的中心，既是一个孕育着某种秘密“转折”的虚假结构，又是走向最终复归理性和真理的第一步。既是表面上各种人物悲剧命运的汇聚点。又是实际上导致最终大团圆的起点。
从任何意义上看，这个世界在17世纪初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第二章题为“大禁闭”，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年作为一个历史标志，医院的敕令。总医院不是一个医疗机构，而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机构。拥有合法的权力，能够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总医院与医疗毫无关系，而是一个该时期法国正在形成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秩序的一个实例。到法国大革命前夕，三分之二医院。在其他地方，这种现象则具有迥然不同的形态，但在时间上是完全同步的。医院、紧闭所，宗教的和公共团体的机构，救助和惩罚的机构，*府的慈善和福利机构是古典时期的一种现象。
通过划定紧闭场所，从而赋予其隔离权力，并为疯癫提供一个新的归宿——这样一种行动，虽然可能是一贯的和协调一致的，但并不简单。这种行动在权威主义的强制形式内把对待贫困和救助责任的新感情，对待失业和游手好闲等经济问题的新态度、新的工作伦理以及对一种将道德义务纳入民法的城市的憧憬组成一个复合体。这种情感观念都是在实行禁闭的城市及结构形成时期出现的，虽然当时还比较模糊。正是它们赋予这种习俗以某种意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古典时期感受和体验疯癫的方式。
禁闭这种大规模的、贯穿18世纪欧洲的现象，是一种“治安”手段，按照古典时期的严格定义，所谓治安就是使所有那些没有工作就无法生存的人能够和必须工作的手段的总和。毕竟，在危机之外的时期，禁闭的另外一种意义，是将压迫功能和新的用途结合起来，功能不再仅仅是禁闭不工作的人，而且还包括给禁闭者提供工作，使他们对民族繁荣做些贡献。医院创立时，其意图首先是制止行乞，而不是给被拘留者提供某种职业。
游手好闲作为彼时人类傲慢的最极端表现，禁闭所的劳动便具有了道德意义。因为懒散已经成为一种最坏的反叛方式，所以必须强制游手好闲者工作，用一种无休止的、不带来任何利益或利润的劳动来打发时间。
禁闭既掩盖了*府的非世俗意图，又掩盖了宗教的现世*治活动。作为专制综合体的一个成果，它被置于一个广阔的空间中，这个空间将上帝的花园同被逐出天堂的人们自己建成的城市隔开。人们开始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贫困的新意义，工作义务的重要性以及所有与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进程。
第三章，“疯子”。对疯癫者有特殊的调子，能够描绘出这个非理性世界的疯癫特征。比如首先涉及到的“丑闻”。医院就像被某种兽性形象所困扰。疯癫借用了野兽的面孔，那些铁链拴在囚室墙边的人不再是精神错乱的人，而是被某种狂暴本性攫住的野兽——似乎疯癫发展到了极点便越出了包容其最脆弱形态的道德失常范围，而借助于某种突发的力量与纯粹的兽性发作结合在一起。
古典时期，人身上的兽性不再作为另一个世界标志的价值，变成人的疯癫。从进化的远景来看，表现为疯癫的兽性总有一天会被视为疾病的症状、甚至疾病的本质。但在古典时期，它所表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不是病人。疯癫状态下的兽性能够使人免于脆弱、不稳定和不健康因素的伤害，从鲁莽的野兽界借来的愚钝，使疯人能够忍受饥饿、高温、寒冷和疼痛。
尊敬疯癫并不是要把它解释成不由自主的、不可避免的突发疾病，而是承认这个人类真相的最低界限。这个界限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本性的。正如死亡是人类生命在时间领域的界限，疯癫是人类生命在兽性领域的界限。在基督教中，这种疯癫的丑闻受到赞扬。认为疯癫是上帝在其肉身中所承受的最低人性，他借此表明人身上没有任何非人性是不能得到救赎的。在17和18世纪，人们不是从自然观上以非理性为背景来认识疯癫，疯癫不是暴露了某种生理机制，而是揭示了某种以兽性的可怕形态肆意横行的自由。
第四章，“激情与谵妄”。激情不再被认为是简单地疯癫的重大原因之一，而是成为疯癫发生的基础。疯癫虽然从激情出发，但依然是灵与肉的理性统一体中的一种剧烈运动。这是在非理性层次上的运动。
真理意识不会仅仅因这种心象的存在而迷失，而是在限制、比较、统一或分解这种心象的行为中迷失，因此，疯癫也只会在赋予这种想象以真义的行为开始。可以说，疯癫是在想象之外的地方发生的，但又深深根植于想象。因为疯癫完全表现为它允许这种心象具有一种自发的价值，即全面而绝对的真理。总而言之，疯癫并不完全存在于心象，因为心象本身无所谓真伪、理智后者疯狂。疯癫也不存在于推理中，因为推理只是形式，只能显示不容置疑的逻辑格式，但是，疯癫又存在于心象和推理之中，存在于它们的一种特殊关系之中。
在古典时期，疯癫中存在着两种谵妄，一种是某些精神疾病，尤其是忧郁症所持有的症状。另一种隐蔽的谵妄存在于心智的一切变动之中，甚至存在于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疯癫恰好处于梦幻和谬误的接触点上，它以各种变形在它们的接触面上纵横移动。虽然疯癫本身是对理性的否定，但是它能自行表述出来的一切仅仅是一种理性。简言之，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第五章，“疯癫诸相”。这一章展示了古典主义思想并且认识了疯癫的具体形态。其中包括躁狂症和忧郁症、歇斯底里和疑病症。这个时期，疯癫中表示非存在的吊诡现象的一切，都变为对道德罪恶的自然惩罚。总之，构成古典疯癫结构的整个纵向体系，从物质原因到超越物质的谵妄，都将土崩瓦解，而散落在由心理学和伦理学争相占领的领域的整个表面。由此，迎来了19世纪的科学的精神病学。
第六章，“医生和病人”。医院所提倡的隔离或“教养”之外，医院之外，对疯癫的治疗主要包括物理疗法，其中有：第一，强固法。无论是骚动不安形式的疯癫，还是无规律运动的精神元气等，都是被认为是因为神经纤维太脆弱，太容易激动或对震动过于敏感。因此，理想的医治方法应该能“扶持”精神元气，帮助它们克服使其骚动的发酵因素。第二，清洗法。针对疯癫的内脏堵塞、错误观念泛滥、忧郁气沸腾、暴力行为、体液和精神腐败等病症，清洗手术是一种理想的疗法。该方法是用一种明亮清洁的血液置换忧郁症患者过量的、粘滞的、被苦涩体液所渗入的血液，因为清洁血液能够驱散谵妄。基于这一时期人们的认知，防腐剂、苦药、肥皂及其制品、醋是重要的相关药物。第三，浸泡法。两个重要的观念导向这一方法。一是与涤罪新生的礼仪相联系的沐浴观念，二是更具有生理学意义的浸泡观念。第四，运动调节法。疯癫作为精神的不正常躁动、神经纤维和思想的紊乱运动，需要恢复思想、精神、肉体和心灵的运动。上述方法被沿用的时间比其意义存在的时间更长久。当疯癫在非理性体验之外获得纯粹的生理学和道德意义时，当古典主义借以给疯癫下定义的谬误与过失的关系被单一的罪过观念所取代时，这些方法依然被使用着。
在治疗方法上，有些是采用话语来医治疯癫。这两类方法有本质的差别。前一种是隐喻法，认为疾病是本性的败坏，后一种方法是语言法，认为疯癫是理性的自我冲突。后一种可以被归结为三种类型。第一，唤醒法。因为谵妄是人的白日梦，所以必须使谵妄者摆脱这种似睡非睡的半昏迷状态，使之从白日梦及其意象中真正清醒过来，这时感知意象就会驱散梦幻。第二，戏剧表演法。与唤醒法完全相反，这种方法是完全在想象空间中发挥作用，主动提出新意象，支持为谵妄而谵妄，并且必须在没有对立和冲突，甚至没有明显的辩证关系的情况下进行治疗。第三，返璞归真法。因为疯癫是幻觉，所以如果戏剧能够产生疗效，那么通过压制戏剧性也能够直接医治疯癫。
第七章描述了“大恐惧”时期，经历了一段对疯癫的恐惧情绪。但是，疯癫与自由的意象首先密切相关。这种自由不是使人拥有自己，而是不断地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其次，疯癫与宗教和时代也相关联。过于严厉的道德要求、对拯救世界和来世过于强烈的热望，往往被视为造成忧郁症的原因。最后，疯癫某种程度上与文明和感受力也密切相关，文明构成了有利于疯癫发展的环境。
第八章和第九章是本书的结尾部分。这两章分别从对疯癫的“新划分”和“精神病院产生”两个角度论述了新的时代背景下对疯癫的重新认识、建构和治理情况。
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产生了新的现象，对疯癫形成了新的认识。这种意识与其说是一种慈善意识，不如说是一种*治意识。
当疯癫终于被按照我们长期以来视而不见的真理来认识和对待时，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代。恐惧原则作为管理精神病人的重要原则，这是由于精神错乱很少能减轻恐惧。这标志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分界，一方面是制止狂暴，另一方面是控制理性本身，将其置于一定的距离之外。这本书以皮内尔的疯人院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避难所，对其三种管理手段进行分析。第一是缄默。第二是镜像认识。疯癫能够看到自己，也能够被自己看到。它既是纯粹的观看对象，又是绝对的观看主体。第三是无休止的审判，由于镜子的作用，如同缄默的作用，疯癫被迫不断地审判自己。疯人院类似一个“审判机构”，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疯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大网恢恢的审判世界，从而必须懂得，自己受到监视、审判和谴责；越轨和惩罚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此外，第四种结构是18世纪末所确认的，对医务人员的神化。医务人员地位的变化意味着禁闭的最深层次意义被废除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疾病就有可能出现了。加之疯人院开始接受医学知识和现代化的管理方式，医生开始成为一个异化的形象，是一个与疯人联系紧密、且无所不能的“魔术师”，这成为弗洛伊德派精神分析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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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刘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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