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病*扩散，我们也逐渐了解到新加坡、日本、欧洲、美国的一些流行病措施，比如*府不推荐戴口罩，禁止口罩经销商打广告，大力推广洗手，学校不停课，只检测有症状潜在患者，甚至德国和法国将疾病命名为流感，等等。深处事件中心的中国人甚至海外华人往往都很难理解这些措施。
西方国家的例外是意大利，意大利一开始就把疾病命名为Covid19，展开了大量的检测并公布病例数据。但是有人指出，意大利这么做的后果是，意大利成为欧洲眼里的“传播者”，因为“在意大利进行更多检测导致发现了更多确诊病例“，“极有可能我们没有德国和法国真实存在的病例多。”从实践看，中国自1月21日以来采取的处置措施和意大利类似，而且从封城、隔离、方舱、应收尽收、全力治疗、高标准的公共卫生等看，中国的处理措施更规范、更严格。
从中国、意大利和新加坡、日本、欧洲、美国的处理措施看，确实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流行病治理思路。福柯在《安全、领土与人口》中研究欧洲流行病防疫和粮食短缺时，区分了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思路，即规训和安全配置。本文并不是比较优劣，而是试图考察两种规训和安全配置的底层机制。
规训是指，通过规范来规定哪些行为是必须做的，除了这些肯定的列举，其他行为都不被允许。肯定性思维是规训的特征。“好的规训是每时每刻告诉人们，你应当做什么。”修道院的生活就是完美纪律的范例。规训主要功能是阻止一切。在处理流行病过程中，规训思路体现为：*府担负全责给病人治病，治疗每个表现出疾病的人；隔离没有得病的人与病人，切断传染。总之，规训思路就是制定规范，设定规训目标，设定义务，执行规范，为了阻止疾病，将疾病看起来，管起来，治疗起来，并全方位的控制下来。与之相类似，规训系统也通过建立禁止和控制体系来处理粮食短缺，如：限制价格，打击囤积居奇；禁止囤积，必须马上卖出；禁止出口谷物；当谷物耕种面积过大时，过度收成将使价格暴跌，农民不再种粮，故而限制耕作面积；强迫农民拔掉葡萄、种植粮食；建立一个监视体系来控制储存，组织国家与国家之间和省与省之间的流通，等等。
福柯指出，与司法国家时代盛行的否定性规则中蕴含的“法无禁止即自由”相比，行*国家时代中的规训的最大问题是，仅仅明确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除此之外，皆不可为，这极大限制了自由。此外，为了阻止病*一一抵达每个人，规训还仰赖一个全景式的权力中心的监视体系，权力滥用在所难免。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将这种以家长主义立法和全景式的权力中心为代表的行*国家立法称为“肯定性规则”，可谓切中了行*国家的本质，这构成了他批评苏联以及罗斯福的行*国家通往奴役之路的基础。
如果说规训是以自由的防范者、自由的威胁者的形象出现的话，那么在安全配置里，自由是安全配置成功运行的发动机。“自由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权力的技术”。
安全配置既不是确定什么是要阻止的，也不是确定什么是必须的，而是后退到足够的距离，在这个点上产生一些东西，合乎愿望或者不遂人意。否定性规则（法律）禁止，规训设定义务，而安全配置既不禁止，也不设定义务，虽然有时它也借助法律和规训的力量。安全的主要功能是回应现实，而这个回应是为了消除它或者控制它，或者调整它。
安全配置什么都不做，那么是什么让它运转？自由（欲望）。安全配置能够正常运行的条件是，满足人们的欲望，给予人们自由，一种流动、迁徙、流通的自由。新的观念是：对人的治理本质上应该考虑事情的本质，而不是人的恶习，对事的治理首先要考虑人的自由；既然无法控制人的恶习，人的欲望，那就不要改变人，而是想他们之所想，考虑他们的利益是什么。“自由主义的游戏：让人们自己去做，有东西通过，东西移动，任其自由，放任不管。”这意味着，让现实自我发展和前进，根据其自身规律在它自己的道路上前进。权力仅仅是一种调节，它只能通过每个人的自由才能运转。
以处理粮食短缺为例。安全配置的处理方法是，为了避免食物短缺导致的普遍性灾难，*府什么都不做，允许价格上涨、允许出现稀缺，允许人们饥饿。只要不是所有人，所有市场都出现短缺和昂贵，就不会有大范围的食物短缺。“无论收成有多少，总是有东西能够养活全体居民十个月，或者八个月，或者六个月，也就是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百姓是可以活下来的。”当然还是有人饿死，但是正是这些人饿死，人们可以使大规模的食物短缺灰飞烟灭，这样食物短缺就消失了，但是，造成了个别人死亡的稀缺，不仅仅没有消失，而且也不应该消失。
流行病的处理也与之类似。流行病防疫主要不是针对每一个个体的治疗和控制的医学问题，而是以人口为出发点的数学和统计学的问题。它并不隔离病人和非病人，它“从总体上考虑的是全部人口，在全部人口中观察可能的致病率和死亡系数是多少，也就是说，预计全部人口中，因疾病而死亡的人数正常情况下是多少”；更进一步，通过分析流行病在不同区域、职业、年龄中的分布，绘制图表，得出正常曲线，在此基础上压低不正常的曲线，如努力压低婴儿或者老人的治病率和死亡率，使它们达到平均的致病率和死亡率水平，从而降低整体致病率和死亡率。从目前看，新加坡、日本、欧洲、美国的一些流行病措施就属于安全配置。既然阻止不了，或者阻止成本太高，既然阻止会造成资源稀缺引起挤兑，既然阻止会影响经济安全和投资人信心，那么就着眼于未来，对“人口”这个*治主体的致病率、死亡率展开风险计算以及测定不同类型的人口的危险就可以了，安全配置不考虑个体，只看人口死亡率曲线。简言之，“它们不能彻底被消除，所以人们致力于概率”，至于构成“人口”的“老百姓”，就无为而治，让他们各行其是吧。这相当理性，当然就相当无情。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府在防疫后期的规训思路是有道德感的，*府承担了无限责任，试图一个个老百姓的救治，试图阻止疾病传播，而不是从人口出发来进行风险计算，在人口安全范围让个人自然淘汰。这当然了不起。但是，规训思路也有其问题。从安全配置的功利主义角度看，规训思路的问题是，成本极高，不算计、不理性，完全没有运用统计学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从法治角度看，规训思路导致纵览全局和洞幽入微的权力中心的兴起以及大范围的权力滥用；从资本角度看，规训思路不从概率出发，而是非理性地从老百姓利益出发，打乱了资本的节奏，破坏了市场安全；从湖北及武汉角度看，为了控制疾病全面流行，牺牲地方群众的利益，这也是不公平的。但是，话说回来，规训思路是中国*府以及中国人的必然选择。这就好比一个割草机型父母养孩子，既然孩子把自由让渡给父母，换来的是，父母随时跑在孩子前面，像清除杂草一样提前帮孩子扫清前进道路上可能面临的所有障碍。
相反，在安全配置里，国家立足于人口，掌握相关概率确认人口安全，这种方法非常节俭，而且更少直接展现权力粗暴的一面。剩下的就是“是让人们自己去做”，让个人放任自流。这么做，实际上是将责任转移到个人，这非常高明。因为如此一来，与*府相比，个人的责任很重。这背后同样也有个交换机制：既然个人有“自己去做”的自由，那么仆街也是一种自由；个人身体不行，防疫不周，中招就只能自认倒霉了。这就是自由主义的认命世界观。认命世界观作为一种自我归责机制，一旦形成就非常有力，是安全配置的保障，虽然它对个人来说很要命。西方国家抑郁症多大概与此有关，而在割草机国家里，游泳运动员及其母亲这种狂躁症会更多一些。
《乡下白人的悲歌》里，故事背景是全球化导致美国锈带大量白人工人失业，穷困，吸*，抑郁，但面对这种结构性问题，作者始终反思的是自己以及家族成员的自由意志不够，而不是指责*府没兜底或者资本全球流动。最近看的SteelCountry也是这个意思。电影的背景同样是美国锈带。男主穷困潦倒，又颓又丧，但他一直抱着Bible自责：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我总是在各种难题前放过自己，轻易原谅自己，有意识的自我欺骗？面对不正常的处境，他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问责社会结构不公，而是非常个人主义的，他就是典型的自我归责机制下的“上帝只救助自助的人”。
可见，在底层意识上，安全配置思路是有限责任*府理性计算的结果，比中国的无限责任的规训思路更无情。同时，治理思路因为以经济学的方式看问题，着眼于人口的总体安全，市场秩序的稳定，是比规训更“现代化的治理”，显然更值得资本信任。福柯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