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普通对于他们的人生意义之重大
能让他们克服一切痛苦
纱布就要被揭开了。46岁的沈琳坐在病床上，摆弄起系着粉蝴蝶结的小镜子。那是医生送的礼物，用来庆祝她终于有了鼻子。她爱不释手，像彩排一样把它举上举下，以寻找最佳的观看角度。
沈琳已经40多年没照过镜子了。她怕见到自己的脸：没有鼻梁，没有鼻翼，两个鼻孔平摊在脸上，“像得了传染病”。和大部分先天或后天面部严重缺损的人一样，前半生里，她无法求学、求职、求偶，甚至无法直接站在阳光下。
因此，这一刻——一场高难度鼻再造手术最终效果的揭晓时刻，让她确信自己的命运将彻底改变。比如，她将告别一堆缝着假鼻子的厚口罩，告别歧视、侮辱，和漫漫求医路上遭遇的无数拒绝和骗局……
负责拆纱布的医生已经走到床边。她放下镜子，昂起头，屏住了呼吸。
三期手术后，主诊医生师俊莉为沈琳摘下纱布
缺失的人生
沈琳印象中的第一次就诊发生在31年前。
那是一个1毛钱就能买一根油条的年代。母亲借了元，把她从老家贵州六盘水带医院，希望补上她3岁时因意外摔落失去的鼻子。可医生说她连鼻心都没有，植皮未必成活。母亲没资本冒险，只能原路返回。
沈琳的“痛苦”记忆由此开始。
有鼻子的同学欺负她，撕书、辱骂，拳脚相加。母亲早上梳好的辫子，放学回家时永远被扯成“鸡窝”，粘着痰和鼻涕。最过分的一次，一位男同学在她身上放了吸血蚂蟥。讲到这里，医院会议厅的沈琳哭个不停。
“我又没招他，他这里放一个，这里放一个。”她边说边比划着当年蚂蟥在身上的位置，身上直发抖：“我拽不下来啊，我好痛苦啊。”
虽然最后老师帮忙取下了蚂蟥，并鼓励她多读书，她还是连小学一年级都没读完就放弃了。和老师都治不了的坏学生再一起读下去，家人怕她没命。
文化水平和相貌的双重限制，让沈琳在家中做了十几年不露面的隐形人。直到母亲抱憾去世，姐姐嫁人，弟弟私自卖掉房子，她才再度被逼着直面社会。
最难熬的几年，她睡桥洞、捡破烂，靠菜市场地上的烂菜叶裹腹。厚口罩是她唯一的必需品，哪怕热到捂出痱子，她也只敢摘下一秒擦汗。而仅仅一秒，就足以让周围怕“染病”的人远远弹开，外加骂上几句“丑八怪”。
被问及如何看待这些歧视言行，沈琳表示“习惯了”“很痛苦”。但她强调，无论是习惯还是痛苦，都不代表她接受这一切。
“我不甘心，我才20多岁，我不想死。”她眼睛突然开始放光。“社会会越来越发达，只要我活着，医院的。”
广州、四川、贵州，无医院，还是能拉双眼皮的，她一个都不放过。然而在医美行业，比起把鼻子变长、变翘、变精细这些“锦上添花”的美容手术，沈琳的手术完全是“无中生有”，难度要远远高于前者。
更重要的是，即便造一个肉鼻子，丑到无法让患者摘下口罩，同样没有意义。医美修复重建科与美容外科关系紧密，让再造的鼻子与原有五官搭配，是对医生操作精细程度和审美水平的极高要求。从手术成功率来讲，又是另一道门槛。
就这样，四十多年里，沈琳的求医路一再碰壁。
站在被击垮的边缘，她多次尝试跳过这个环节与世界共处：她去相亲，对方是比她大几十岁的老头，被嫌弃的是她；她想领补助，对方说她有手有脚，不符合条件；她去找有手有脚就能干的洗盘子，老板怕她吓到客人，不予录用……
她跳不过去。
于是，她再次抓住一切机会发动亲友帮忙打听。“我不能这样过一辈子。”她一遍遍和他们重复：“医院都行，（手术完）比现在强就行。”
手术前的沈琳
从求美者到受害者
她很快为这句话付出了代价。
去年年中，沈琳在侄女的陪医院就诊。接诊的是一位圆脸“专家”，“看了我一眼后，就让助理带我去冲卡。”沈琳说：“20万，连个成功的案例都没给我看。”
她想离开，对方却将她们直接拦下，“说给我们各种优惠，现场逼我们刷卡”。她以回家筹钱的借口脱身多天后，对方的催款电话仍响个不停。
在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前任主委郭树忠教授看来，沈琳遇到的应该就是行业内屡禁不止的“*瘤”——黑医美。
这是一群违规行医的医美机构。医院，却超范围冒大风险，做乳房再造等（美容行业级别最高的）四级手术；有些干脆连执照都没有，手术室的仪器和消*规格无法达到审查标准，隐患无穷。
郭树忠见过最极端的情况，麻醉找的是江湖医生，手术直接在宾馆的床上做。“感染病菌风险相当大，但成本低啊。看似价格低，实则在坑骗消费者。”
和机构一样，黑医美的医生也普遍存在资质问题。行业风口的诱惑拉低了医生的专业度，手术台上，主刀专科医生没有，转行来的医生可能只经历了3-6个月的培训。
而且，他们还可能来自连外科都不沾边的心内科、超声科，甚至护士站。
再加上经常把病人打到呼吸麻痹的肉*素，以及一系列小作坊产的医学材料，黑医美让求美者、专业医疗机构、专业医生乃至整个医美行业都成为了受害者。
医美互联网平台新氧科技的客服后台每天都会收到上百条求助信息。女孩们询问自己修复的可能性、医院，五花八门的遭遇震惊了不少工作人员，尤其是新氧科技企业事务高级副总裁刘金萍。
“在推动医美行业发展上，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