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hjnbcbe - 2021/3/9 17:55:00
第七节命令的螫刺和纪律纪律是*队的本质所在。不过纪律有两种，即公开的和秘密的。公开的纪律即命令的纪律：我已经阐明过，对命令之源的约束如何导致形成最奇特的生物，而与其说是生物，不如说是立体几何形体，即*人。*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永远生活在待命状态下，这种状态清楚地表现在他们的举止和外形上；走出这种状态的*人不是现役*人，他的*服只是虚有其表。*人的状态人人都能辨认出来，它再公开不过了。但是这种明显的纪律并不是全部。除此以外另有一种纪律，*人们对它闭口不谈，也根本不让人看到它，这就是秘密的纪律。某些较迟钝的人或许难得意识到它，但它始终以隐秘的方式提醒着大多数*人，尤其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说的是提升的纪律。或许有人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将提升这样一个人尽皆知的问题称为秘密？要知道提升只是某种更深层事物的公开表露，这更深层的事物仍旧是秘密的，只因为它的运作方式只有极少数人了解。提升是命令的螫刺之隐秘运作的外在表现。非常清楚，这些螫刺必然以一种委实可怕的方式在*人身上累积。*人所做的一切都是服从命令，他别无他事，也不该做其他事，这正是公开的纪律所要求的。他自己的本能的行动受到压制。他忍受一道又一道命令，不论对此感受如何，他都永远不许厌烦。所有的命令他都完成，而每完成一道，就会在他身上留下一根螫刺。螫刺在*人身上的累积是一个极为迅速的过程。如果他是一名普通*人，在*队等级中级别最低，那么他就没有任何机会摆脱身上的螫刺，因为他自己不能发号施令，他永远只能做别人叫他做的事，他只有服从，并在服从中日益僵化。要改变这种具有某种暴力性的状态，只能通过提升。*人一日得到提升，就得自己下达命令，而他在发号施令的时候就开始摆脱身上的一部分螫刺。他的处境颠倒过来——尽管其方式极为有限。曾经是别人要求他做的事情，如今他得要求别人去做。这种情形完全还是原来的模式，唯一有变化的，只是他自己在当中的位置。于是他身上的螫刺作为命令而显露出来。以前他的顶头上司惯于给他的命令，现在由他施加于人。虽然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摆脱身上的螫刺，但他的处境却恰到好处，那就是他必须发号施令。每一个姿势，每一句话都跟过去完全一样：他的下属以他自己以前的样子站在他面前，听他讲着他自己也曾听到过的同样的套话，而且还是同样的语调和力度。这种情形的一致性有些叫人害怕，仿佛就是为了命令给他留下的螫刺而设的。当初他被人刺，如今终于由他来刺别人。不过虽然他的地位使得他，可以说是要求他将命令留给他的旧的螫刺化作语言释放出来，但他自己依然要接受上级的命令。于是整个事情变成一个双重过程：他在摆脱旧刺的时候，又将新刺积存在体内。如今这些螫刺要比以前容易忍受，因为提升的过程一旦开始，就给这些螫刺插上了翅膀，这翅膀是一个不会落空的希望——将它们摆脱。以上过程可总结为：*队的公开纪律表现在实际的发号施令上，秘密纪律则在于运用积存的命令的螫刺。第八节命令·马·箭蒙古史中引人注目的是命令、马和箭三者之间严密而天然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可以看到蒙古人的权力突然崛起的主要原因。研究这一联系是绝对必要的，故在此略作探讨。如我们所知，命令的生物根源是逃跑的命令，而马跟所有类似的有蹄类动物一样向来喜欢逃跑，可以说，逃跑是它的本行。马总是群居在一起，并且马群习惯于一起逃跑，命令它们逃跑的是以他们为食的危险的猛兽。于是，群体逃亡成为马最频繁的经历之一，也成为它们的某种天性。而一旦危险过去，或者它们相信危险已过，马群便又回到群居生活的无忧无虑的状态，每一匹马都自寻其乐。人逮住马，将马驯服后，就同马组或一个新的统一体。他掌握了一套驯马的方法，很可以视之为命令。这套方法中很小一部分是声音，绝大部分是一定的压或拉的动作，以向马匹传达骑士的意图，马在明白了骑士的意图之后便奉命行事。在骑马的民族，马是主人所熟悉和必不可少的，以致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私人关系，一种不可多得的亲密的隶属关系。在此，发号施令者与接受命令者之间常有的，比如主人与狗之间也存在的那种身体的距离已被取消，骑士的身体直接向马的身体发出指示，命令的空间就这样减至最低。遥远，陌生，一擦而过，命令的这些原始属性都消失了。在这里，命令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得以教化，而生物关系史上则引进了一种新的力量——骑乘动物，它是让人坐的奴仆，承受着主人身体的重量，并为主人身体的每一次重压所驱使。骑士同马的这种关系对骑士的命令的发布有什么影响呢？首先要强调的是，骑士可以把长官下达的命令传达给自己的马。指定给他的目标，他不会自己跑过去，而是向马发出指示。由于他立即作出这种反应，命令便没有在他身上留下螫刺；通过将命令传达给马匹，他避开了螫刺。在完全感受到命令对他的特别约束时，他已摆脱这种约束。他越是迅速地执行任务，便越是飞快地上马；越是快马加鞭，留在身上的螫刺就越少。一旦这些骑士有了*事特性，他们真正的本领就在于能够训练出一批数量大得多的受令者，从而将自己从上级接到的命令立刻传达给它们。蒙古人的*队体制有着特别严格的纪律。那些被他们袭击而不得不屈服的民族，有机会从近处观察蒙古*队，在他们看来，这些纪律是他们所碰到的最严格和最令人惊叹的。无论是波斯人、阿拉伯人，或是中国人、俄罗斯人、匈牙利人，还是教皇派去的弗朗西斯派化募修道士，都一致认为，人能够做到如此绝对服从，简直不可思议。而蒙古人，或者一般称为鞑靼人，则轻而易举地承受了这种纪律，因为其中主要重担都由马来承受了，它们是蒙古人的一部分。蒙古人在小孩两三岁时就将他们放到马背上训练骑术。前面我们说过，孩子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很早就被塞满了命令的螫刺。特别早的时候，有离得最近的母亲，以后，又有距离远一些的父亲，事实上他周围的每一个成年人或是较年长者，都会没完没了地向孩子下达指示、命令和禁令。从早年起，各种各样的螫刺就积存在孩子体内，它们成为他以后生活的困境和负担。他不得不去寻求别的生物，借它们来摆脱螫刺。他的一生就成为一场摆脱螫刺，不得不丢掉螫刺的冒险。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令人费解的行为，以及为什么建立这种或那种显然毫无意义的关系。比起文明程度较高和定居生活的儿童，蒙古人和吉尔吉斯人的孩子因很早就学习骑马而拥有一种独特的自由。一旦他精通骑术，便能把自己接到的命令全都传达给马匹。他很早就解除了螫刺，这些螫刺也属于他所受教育的一部分，但比例要小得多。马比任何人都先顺从孩子的意愿。孩子习惯于这种顺从，这样活得更轻松一些，但以后他会期待被他征服的人们同样能绝对自然地服从。人和马的这种关系，在人发布命令这一事务中起着决定性作用，除此以外，蒙古人还有第二个因素，那就是箭的作用。箭是原始的、未教化的命令的精确写照。箭是敌意的，它要杀戮。箭能直线穿过一大段距离，得躲开它，如果有谁躲闪不及，箭就会插在他身上。当然箭是可以拔出来的，但即使不把箭折断，身上也会留下创伤。（《蒙古秘史》中有一些关于箭伤的故事。）箭是蒙古人的主要武器，可以发射的箭之数量是无限的。箭可以远距离射杀，也可以运动着，从马背上射杀。前面已经说过，每一道命令从其生物根源来讲都具有死刑判决的性质。不逃的必然遭殃，遭殃的必然粉身碎骨。蒙古人的命令还保留着高度的死刑判决的性质。他们屠杀人类就像屠杀动物一样，杀戮是他们的第三天性，正如骑马是他们的第二天性。他们屠杀人类跟围猎屠杀动物一模一样。不发动战争的时候，他们就打猎，打猎是他们的*事演习。当他们在长途远征中碰到佛教徒或是基督教的传道士告诉他们一切生命的特殊价值，一定会大吃一惊。善于赤裸裸地下达命令的人本能地体现着命令，他们遇到那些要靠信仰来削弱或改变命令的人，从而使命令丧失其致命性而变得人道：这样强烈的对比恐怕从来不曾有过。第九节宗教性的阉割：阉割派教徒据记载，某些以特别的紧张亢奋进行庆祝的宗教祭礼会导致阉割。古代大地之母西比利的僧侣们就是以此闻名。成千上万的人，在突发癫狂之际，为了向女神表示敬意，竟然把自己阉割了。在本都*近旁的科马纳，有一万名这样的人在侍奉女神，那里成为女神的一处著名的圣地。不只是男人阉割自己，妇女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敬意，也将双乳割下，然后加入女神侍者的行列。卢基安在其著作《叙利亚女神》[1]中，描述女神的信徒们如何聚集在一起陷入癫狂，然后便轮到他们当中的一位将自己阉割。这是献给女神的祭品，以彻底证明自己是多么依恋她，此生不会有其他有意义的爱。从俄国阉割教派[]分裂出来的“白鸽会”也记载了同样的事情。该会创始人赛利瓦诺夫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因布道成功而名声大振，在他的影响下，有数百乃至数千名男子将自己阉割，妇女们则为了自己的信仰割掉双乳。这两个宗教产物之间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历史上的关联。白鸽会源于俄国的基督教，距离上述弗里季亚-叙利亚的僧侣们的过度行为恐怕已有年之久。阉割派教徒的特色在于集中性，集中于少数信条和戒律，以及由彼此熟识的信徒结成的一个个小团体，包括他们的纪律以及对他们当中一位活生生的耶稣基督的赞美和崇拜也有着高度的集中性。他们担心书本会令他们精神涣散，因此他们几乎不读书。就是《圣经》中也只有极少的几处对他们有意义。他们密切地生活在一起，这种生活受着神圣誓约的重重保护，因为秘密对于他们有着异乎寻常的、决定性的意义。他们的宗教生活主要是在夜里隐秘地进行，与外界隔绝。他们生活的中心是他们最须保密的，那就是阉割，他们称之为净身。据说通过这种特殊手术能使他们变得纯洁白净，成为天使，使他们现在就如同生活在天堂里一样。他们还像天使那样相互尊敬，拘泥小节，相互鞠躬，彼此崇拜，并互相祝福，互相赞美。他们不得不将自己弄残废，实具有鲜明的命令特征。这是自上而下的命令，它来自福音书中耶稣基督的话语，以及上帝对以赛亚说的一句话。他们以惊人的力量接受这一命令，并且必然以同样的力量将命令传达出去。螫刺的理论很可以用于他们的情况。命令在此被实施于接受命令者自己身上，无论他做什么，他真正得做的莫过于阉割自己。要弄明白这种情况，就必须对一系列特殊的命令进行探讨。既然这些命令是在严格的纪律范围内下达的，便可将它们同*事命令相比。培养*人也是为使他们遭受危险，一切训练都是要他最终奉命与敌人交战，即使敌人对他构成死亡威胁。顶住敌人与努力杀敌同样重要，不顶住就永远无法杀死敌人。*人同阉割派教徒一样就像是牺牲品。两者都希望能幸存，但他们却作好了负伤、疼痛、流血和致残的准备。*人希望通过战争而成为胜利者，阉割派教徒则希望通过阉割自己而成为天使，并有权要求进入天堂，然后他便真的生活在天堂了。但是在这个纪律范围内涉及的是秘密的命令，因此阉割派教徒的处境就如同一个人受到*事上的强制而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去执行一道密令。要达到这一目的，他就得装扮一番，不能让人辨认出他的制服。使阉割派教徒与其同伙成为一样的制服就是阉割，并且阉割就其本质来说永远都是隐秘的，永远不能泄露给外人。或许可以说，阉割派教徒就像恐怖的阿萨辛派[3]成员，绝不会向任何人泄露首领交给他的谋杀任务。即使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也绝不能让人知道他是如何完成的。牺牲是有可能的，也许谋杀者在行动之后被逮住，而事情的本来经过却永远不可让人明白。命令在此是一道死亡判决，距离其生物性根源很近。被派遣的人肯定送死，但这原本是根本不谈的事，因为他自愿赴死，而他的死亡是用来击中另一个人的，即具名的牺牲品。于是命令扩展为双重的死亡判决：其中一个虽然是在预料之中，但却秘而不宣，另一个则是完全而明确的意图。接受命令的下属身上的螫刺会同他一起消亡，但在他消亡以前要用来刺杀他人。蒙古人就极其生动地表现出在自己被杀之前急切地要杀他人。《蒙古秘史》中的英雄们在临终前还要杀死一个敌人，他们说：“我要拿他当枕头。”但是如果说我们通过研究阿萨辛派信徒而对阉割派教徒的情况多了一些了解，那么我们还并未因此而准确地了解它，因为阉割派教徒要击中或致残的是他自己，他只能将接到的命令执行在自己身上，而唯有执行命令才会使他真正成为所在的秘密团体的一员。在作出这一判断时不能被这样一个事实搞糊涂，那就是阉割实际上大多是由别人实施的。阉割的意义在于本人接受。一旦本人同意阉割，如何进行其实就已不再重要了。被阉割的人以后无论如何都要去阉割别人，而他身上的螫刺始终都是同一种，因为他接受的是外来的命令。甚至如果可能有第一个人是自己阉割自己，他也是遵照臆想中来自天国的命令行事的，他坚信这一点。他通过《圣经》中的几处文字改变了别人，而首先得到改变的则是他自己：他将自己接受的东西传给别人。螫刺在这里是看得见的肉体上的疤痕，这疤痕不如通常的命令的螫刺隐秘，但它对于所有不属于教派的人则是保密的。*黑海南岸古王国。——译注[1]卢基安的著作《叙利亚女神》（VonderSyrischenG?ttin），威兰德译，年慕尼黑版，第4卷第—页。[]阉割教派，见格拉斯（Grass）的《俄国的宗教派别》（DierussischenSekten），年莱比锡版，第卷《白鸽会或阉割教派》（Diewei?enTaubenoderSkopzen）。格拉斯还翻译了阉割派的密传圣书（DiegeheimeheiligeSchriftderSkopzen），年莱比锡版。较近的一部材料丰富的著作是拉帕博尔特（Rapaport）的《集体心理变态学导言：神秘的阉割教派》（IntroductionàlaPsychopathologieCollective.LaSectemystiquedesSkoptzy.），年巴黎版。[3]阿萨辛派，霍吉森（Hodgson）的批判性著作《暗杀规则》（TheOrderofAssassins）优于以前的大部分关于暗杀的文献，年哈克版。第十节反抗癖与精神分裂症一个人可以借充耳不闻来避开命令，可以借不执行命令而逃避它。螫刺——这是永远强调不够的——唯有通过执行命令才产生。是外在压力下所产生的行动本身导致人体内螫刺的形成。化作行动的命令以其精确的形式铭刻在执行命令者心里，铭刻的深度和强度则取决于下达命令的力度，命令当时的形态，它的优势及其内容等。命令总是作为某种孤立的东西遗留下来，因此每个人身上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带着一堆像命令一样孤立的螫刺，它们在人体内的附着力是惊人的，没有什么东西能如此深入人体，难以化解。会有那么一个时刻，一个人由于体内充满螫刺，以至于不再对任何东西感兴趣，除螫刺以外，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感觉。于是他对新命令的抗拒成为一个生命攸关的问题。他试图对新命令充耳不闻，这样就不必接受它们。如果他非听不可，那么他就不去理解它们。如果他非理解不可，那么他就反其道而行之，从而以惊人的方式避开它：叫他前进，他偏后退，叫他后退，他偏前进。他这样并不能说是摆脱了命令，这是一种笨拙的，可以说是无能的反应，因为这种方式的反应是为命令的内容所决定的，它在精神病学上被称之为反抗癖，在精神分裂症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最显著的特征是他们缺乏交往。他们比其他人要孤立得多，他们往往显得麻木不仁似的，好像跟别人没有关系，好像什么也不懂，什么也不要懂。他们像石雕一样顽固，可以僵化成任何一种姿态。但同样是这批病人，在其病症的其他阶段又会突然有完全相反的行为。他们显示出巨大的可影响性，做别人示范给他们或是要求他们做的事，做得又快又好，仿佛示范者或下令者就藏在他们体内，替他们做这些事一样。这是他们的奴性突然发作，有一位患者称之为“感应奴性”[1]。于是他们由雕像变为殷勤的奴隶，无论别人要他们做什么，他们都以一种往往显得可笑的方式把事情做到极端。这两种行为如此截然相反，令人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撇开这两种行为自身的表现，而几乎完全从外部去考虑它们，那么不可否认，这两种状态就是在“正常人”身上也是常见的，只是在他们那里是为着某种特定的目的，而且表现也没那么过分。*人对外界的任何刺激都置之不理，被人安排到哪里，就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离开自己的岗位，没有什么能引诱他去做他往常会喜欢做和经常做过的事情——训练有素的在役*人人为地处于一种反抗癖状态。不错，在上级的命令下，他或许也会有所行动，但除此以外就永不动弹。为了使他只对某些命令作出反应，他已被训练成一种具有反抗癖的状态，这是一种可以操纵的反抗癖，因为上级的专横和权力可以将它置于截然相反的状态。一旦*人受命于有关当局去做某事，他的举止行为就会像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其相反状态时一样殷勤和奴性十足。还得补充的是，*人很明白为什么要以他这种方式行动。他之所以服从，是因为受到死亡的威胁。至于他是如何逐渐习惯于这种状态，以及最终从内在与之相适应，我已在前面的章节中描述过。这里只有一点要加以记录，那就是在役*人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所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外在相似性。但是此处不禁产生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想法，在我看来，这种想法也同样重要，即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极端易受影响的状态下的举止就如同一个群体的成员，因为他同样易受感动，也同样屈服于任何外界的推动。但是我们没有想到他会处于这种状态，因为他是孤独的。由于在他周围看不到群体，也就不想假定他——就其自身看来——如同身处群体之中，因为他是逃离群体的一员，而这一观点只有当我们着手探讨患者的内心思想时才能加以证明，在此可以举出的例子不计其数。有位妇人宣称“所有的人都在她体内”，另一位说她听见“蚊子说话”。[]一位男子说他听到“名少女的声音”，另一位则听到“全人类的低语”。各种各样的群体以五花八门的装扮出现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脑海里，使得我们甚至可能由此开始对群体进行一番探讨。我们会问自己，为什么精神分裂症患者必然有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为了理解这个问题，必须回想一下，个体一旦进入群体，会发生什么事。在“群体”一章中我对摆脱人与人之间距离的重负进行了描述，并称之为卸货。还得补充一句，每个个体身上所积累的命令的螫刺也是人与人之间距离重负的一部分。在群体里人人平等，谁也没有权利对别人发号施令，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人人对人人发号施令。不仅没有新的螫刺形成，连所有旧的螫刺也暂时摆脱了，就如同人们溜出房子，把螫刺成堆地留在地窖里。脱离一切僵硬的束缚、限度和重负，是人们在群体中感到欢欣鼓舞的根本原因。他们觉得自己比在任何地方都自由，如果他们拼命地想保存群体，那是因为他们知道，离开了群体之后将面临什么。当他们回到个人自我，回到自己的“房子”，便又发现限度、重负和螫刺。精神分裂症患者承担了过重的螫刺，使得有时候他会因过多的螫刺而麻木僵化，他就像一株痛苦和无助的仙人掌。于是他幻想自己处于完全相反的状态，即群体状态。只要他处于群体之中，他就感觉不到螫刺。他认为自己走出了自我，即使其方式是靠不住的，没把握的，但至少他似乎从幻想中暂时摆脱了螫刺的折磨：他感到自己又同别人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解脱的价值自然是虚幻的，因为正是在他获得解放的地方，又有新的更强的约束在等着他。不过我们在此要探讨的并非精神分裂症的全部本质，我们只要确认一点就足够了：没有人比被命令的螫刺塞满和窒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更需要群体。他在身外找不到群体，就沉湎于自身内的群体。[1]感应奴性，见克拉培林《精神病学》（Psychiatrie），—年莱比锡第8版，第3卷第73页。[]蚊子说话，这里的所有引文取自克拉培林《精神病学》第3卷第—页。第十一节逆转“今世汝以此为食，来世彼以汝为食。”这句神秘而可怕的话出自百道梵书，这是一本印度祭祀古籍。这本书里有一则更为神秘可怕的故事，说的是先知博里古漫游天界。圣徒博里古是天神伐楼那*的一个儿子；他已获得丰富的梵的知识，他被这些知识冲昏了头脑。他变得高傲自大，将自己凌驾于天神父亲之上。父亲想要他知道他所知甚少，于是劝他依次漫游东、南、西、北天界，要他留心注意所能看到的一切，并回来报告自己都看到些什么。[1]博里古先到东天，看见一些人将另一些人的肢体一个接一个地剁成块，一边瓜分这些碎块一边说：“这是你的，这是我的。”见此情景，博里古很吃惊，而那些剁别人肢体的人却向他解释说：“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是这样剁我们，我们无非是让他们得到报应。”接着博里古又漫游到南天，同样看到一些人将另一些人的肢体逐个切割瓜分，嘴里说着：“这是你的，这是我的。”询问之下，他们同样答道：“如今被切割的人，曾在另一个世界对切割他们的人干过同样的事。”在西天，博里古看到一些人在一声不响地吃人，被吃的人同样也是一声不响，据说他们在另一个世界也是同样对待吃他们的人。在北天，博里古则看到一些人在大叫着吃人，而被吃的人也在大声喊叫，他们彼此都在做着对方在另一个世界里做过的事。博里古回来后，父亲伐楼那要他像学生一样讲出自己的所见所闻，他却说：“叫我说什么呢？那里什么也没有！”他看到的东西太恐怖了，并且在他看来这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伐楼那知道儿子都看到些什么，便解释说：“在东天剁人肢体的是树，在南天切割别人肢体的是牛，在西天一声不响吃人的是草，在北天大叫着吃人的是水。”伐楼那知道用什么方式对付所有这些情况。他告诉儿子，可以通过某些祭祀礼避免在天界遭受自己行为的报应。在另一本祭祀古籍贾米尼耶梵书中也有同样的博里古的故事，不过是另一种说法。博里古不是漫游四个天界，而是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他看到的也并非我们已知的四景，而只有三景。博里古首先看到的是树，它们在天界呈现人形，并将人切成块吃掉。博里古见到的第二景是一个人将另一个号叫的人吃掉，有人教导他说：“牲畜在此世被屠宰吞食，在彼世则化作人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见到的第三景也是人吃人，被吃的人一声不吭。这是米麦化作人形，报复以前所受的痛苦。这里也指出了某些祭祀仪式，正确司仪的人能逃过在彼世被树、牲畜或米麦吃掉的厄运。但是我们感兴趣的并非抗拒这种命运的方法，而是隐藏在祭司外衣下的民间观念。此世所为将在彼世遭受报应。没有特定的正义使者来实行这种惩罚，而是每个人自己惩罚他的敌人。这里所涉及的也并非任何所作所为，而是自己吃下去的东西。“正如此世人食兽，因而彼世兽食人。”这句话出自另一本梵书，它同我们本章一开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