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8月19日，是我国的第三个“中国医师节”。今年的节日主题非比寻常：弘扬抗疫精神，护佑人民健康。
无疑，在医患关系紧张的这几年，这场百年难遇的新冠肺炎抗疫战争反而拉近了医患双方的距离，极大地提高了大众对医务人员、尤其是对临床医师的尊敬和认同。大众把他们称为“最美的逆行者”。
在国内疫情还很严峻的时候，有一位抗疫英雄和一张照片感动了无数网友。
这位抗疫英雄就是钟南山。疫情发生之际，钟南山教授临危受命，出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从广州出发赶往武汉，当天航班已买不到机票，他挤上了开往武汉的高铁列车，恰逢春运，他被挤在了餐车一角。
钟南山教授在高铁上，图片来源于网络
钟南山教授在这次抗疫斗争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可。8月11日，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
而这张照片则被称为“最美夕阳照”：来自上海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刘凯医生，在护送病人做CT的途中停了下来，陪着已住院近一个月的87岁老人欣赏了一次久违的日落。
“最美夕阳照”，图片来源于网络
关于抗疫战争的、记录医生们与死神争分夺秒的新闻图片有很多，但唯独这张医生和患者一起看夕阳的照片令人无比暖心。
当新冠肺炎患者面对生死之劫时，当患者家属彷徨无助时，当整个社会陷入恐慌时，医务人员不仅利用医疗技术对抗病魔，还给予人们安定感、安全感和心灵上的照料。他们不是一群冰冷的专业技术人员，而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有温度、有力量的守护者。
可以说，这个看夕阳的瞬间传递了医生和大众之间“生命相托，守望相助”的情感和精神。我认为，这才是照片打动人的真正原因，这才是真正的“抗疫精神”。
那怎么样才能把这种“抗疫精神”发扬光大，实现到日常的临床诊疗中？
具体到精神心理科时，精神科医生如何做才能算得上称职、优秀，才能让患者、家属放心地将心身疾病的康复托付给我们？
换言之，从精神心理障碍患者和家属的角度出发，他们真正需要的、期待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精神科医师？
第一，一名优秀的精神科医生必须有大爱精神，有人文关怀的精神，要做好必须比其他学科的医生付出更多的心理准备。
大部分其它医学科室主要治疗的是躯体疾病，这更多地要求医生具备专业的、丰富的业务技能，患者和家属对医生其它方面的期待也不会太高。
但精神科不同，精神科的患者和家属也不同，他们对医生的期待值更高，需求也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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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患者、家属得病以后，出于病耻感，不敢向亲友诉说，也不太相信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有苦说不出。病耻感还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成为康复路上的阻碍。
但他医院精神科就诊时，应该说可能对精神科医生充满期待，非常信任，甚至把医生视作救命稻草。他们不但希望医生能利用专业知识缓解病情，还希望医生能倾听他们的苦楚，给予共情、理解，甚至希望医生给予一些额外的帮助。
而且，临床研究已经证实，精神心理障碍的康复与心理社会因素密切相关，患者的社会支持体系、人际关系、康复环境对康复的速度和程度有重大影响。而精神科医生无疑是患者的社会支持体系之一。
所以，具备同理心、人文关怀是精神科医生的必备素质，我们应多站在患者及家属的角度理解他们的心情，尽可能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这能起到不可忽视的“治疗作用”，有时甚至比药物治疗的效果更好。
当然，每个精神科医生的精力、时间和资源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一一满足患者和家属们的请求，更不可能无偿救助所有的患者。但我认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精神科医生的大爱精神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
第二，一名优秀的精神科医生必须跨学科，应懂得心理学、教育学与精神医学的交叉知识，并拥有交叉学科经历。
心理学在精神心理障碍、乃至所有疾病诊疗中的作用已成为共识。被誉为医疗“圣地”的美国梅奥诊所非常重视临床心理学，它要求机构内所有医务人员应该具备基础的心理学知识和心理咨询技巧。
而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发现，绝大部分精神心理障碍的主要病因是心理社会因素，若精神科医生能够具备心理学知识和干预技术，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缓解患者病情，也能加快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
当然，现在很多精神科医生也有了心理学的进修背景，主要学习精神分析、认知行为疗法（CBT）和人本主义疗法等传统心理咨询理论和技能，小部分医生甚至开始认可并学习正念疗法及催眠疗法等。
虽然这些心理咨询流派对严重精神心理障碍的起效较慢，效率较低，但这起码是精科医生群体的积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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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精神科医生开始重视心理社会因素，问诊时更加有耐心、更懂得共情和对患者父母的家庭教育问题进行指导，更好地了解患者及家属的心理活动，这都是有重大临床意义的。
还有，精神科医师一定要了解学习障碍和高效学习的知识。
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多学科诊疗模式（MDT）的临床实践中感受特别深，绝大部分患有抑郁症、双相障碍的学生患者都有不同程度的学习障碍。我们也写过很多篇关于这个话题的文章。
虽然，学习障碍更多的是教育界的概念，目前并不是一种精神心理障碍。但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但是阻碍学生患者康复的巨大障碍，也是影响患者心理活动和外显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精神科医生只有对此有深入了解，才能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我们上周面诊的一个案例就是个典型例子。那个孩子在小学六年级时意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开始发愤图强，上课、做作业时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加上他本来也很聪明，所以成绩快速提升，从年级数十名最后上升到了第一名。
他看到了自己的进步，也得到家长、老师的夸奖，还有同学的认可，心里非常高兴。进入了良性循环后，他的学习劲头更足了，一上课就开心、兴奋。而且他还产生了一种观念：只要我愿意不断努力、作出超乎常人的付出，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
到了初中，学业压力和学习竞争增大，再加上遭受一些较重大的心理创伤事件，这个孩子出现了抑郁发作，父母带他去看一个权威的精神科专家。专家很快就识别出来抑郁症状，然后再往前追溯病史，发现他在小学六年级时曾经干劲十足，精力充沛，超级自信，专家认为这是轻躁狂发作，进而把孩子诊断为双相障碍。
这个孩子的父母在带孩子看病前，对精神疾病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的爸爸说，得知那位专家诊断后，他几乎瘫软在地，他根本无法想象孩子得了“重性精神病”。这个诊断对他们一家来说是沉重的打击。
我在面诊中与孩子深入沟通，发现他在小学六年级的状态根本不是轻躁狂发作，而是高效学习状态，类似于老百姓说的“学神”状态。他只在学习情境中感到兴奋、有干劲，但在其它生活情景中时是比较平静的，这是“学神”状态和轻躁狂发作的重大区别之一。
还有，关于他认为“只要肯付出就能达到目标”的观念，也不是完全错误的，但确实忽视了现实因素，心态不够理性、平和。但远远未达到认为自己能力超强、心境高涨的地步。
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那位专家的诊断很可能是误诊。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很多精神科医生根本不了解学习状态的机理。他们不但不懂得如何提高患者的学习状态，也不能理解高效学习体验，甚至觉得这是不正常的，是病症，便只能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出发，过于简单地、甚至错误地理解为轻躁狂发作。
换言之，只有精神科医生了解了学习障碍、高效学习等概念，才能更好地将其与真正的精神心理症状区分开来，才能作出更准确的诊断。
如果想再做得更好一些，精神科医生除了懂得识别学习障碍，医生还要懂得学习障碍的成因和干预。
我们的深度催眠下病理性记忆修复技术（TPMIH）和深度催眠下条件反射重建技术（CRRDH）能够高效地消除学习障碍、重塑高效学习状态，但目前仍存在难以大量复制的缺点。
但精神科医生可以学习一些基础的学习障碍干预理念和技巧，不但可以亲自为患者做一些简单的干预，也能向患者、家属传授，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多管齐下，才能让患者更全面、更快地康复。
国内很多教育界人士也发表过不少相关的课题论文。这些都是精神科医生可以积极学习的渠道。
另外，精神科医生必须加强对成瘾医学的了解和鉴别。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虽然成瘾医学也属于精神医学范畴，但地位比较“边缘”。大部分精神科医生对此知之甚少，而且“戒瘾”又往往涉及*瘾、药物成瘾，很多精神科医生甚至带有一定的有色眼光看待这个分支学科。
这种偏见和不重视是很容易造成诊断失误的，因为成瘾状态和所谓的轻躁狂/躁狂发作有一定相似之处，很多精神科医生会混淆。
我们曾面诊过一位因“骑车上瘾”而被诊断为双相障碍的患者羽曦。她从初中的时候就很喜欢骑自行车，到了高中开始骑电瓶车。在骑车的过程中，她感觉自己就像是“飘起来”一样，她能够从中体验到愉悦、开心的感觉，并幻想自己很厉害，可以征服一切困难，令所有人都崇拜自己。
羽曦明白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她知道在现实中的自己平平无奇，内心压抑、自卑；但越是这样，她越是忍不住沉迷骑车。每次骑车时，她的所有烦恼烟消云散，而一旦停下来回到现实中，心情又跌入谷底。
她就诊过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其骑单车时是轻躁狂发作；又因为她总忍不住骑车，情绪切换比较快，医生便诊断她是“混合发作性双相障碍”，
其实，只要对成瘾医学和成瘾疾病有所理解，就不难发现羽曦的症状其实不是轻躁狂发作，而是一种独特的成瘾表现，是患者的一种释放压力的方法。
（回看可点击：“骑车上瘾”却被诊断为“双相障碍”的女孩）
所以，对于精神科医生来说，多学科诊疗模式的意识和知识真的非常重要，这是减少诊疗失误的必备技能，也是良好疗效的前提。
第三，一名优秀的精神科医师应该有积极的三观，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人生感悟，有广阔的知识面和眼界，甚至应在哲学层面有所积累。
换言之，一名优秀的精神科医生不但要专业技术过硬，还必须有深度、有广度、有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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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以我们晴日心身医疗为例。我们的技术固然是革命性的、突破性的，是整个机构的核心要素；但除了技术之外，我越来越感受到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心理咨询师等精神心理从业人员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性和价值。
我曾经对一个大学生患者进行人生规划的指导，他告诉我，他以往也接受过某位精神科专家的心理干预，也涉及到人生规划话题。但他当时难以对那位专家建立信任和认同，“在我看来，他自己的人生规划都没做好，我怎么能相信他能帮我做人生规划？”
还有，我们对患者的父母进行家庭干预的时候，光讲道理也是难以起到深远作用的，还要结合自身对婚姻关系、家庭关系的亲身经历和感悟，这才能令父母们有所触动。
而且，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或心理咨询师的个人示范作用，往往也能起到很好的“治疗”效果。很多孩子患病后变得非常偏执，其父母的关系又不和睦，他们逐渐萌发了“不婚主义”、甚至同性恋的念头。
但在接受我们心理干预的过程中，随着创伤被修复，又看到我和爱人Lucy的经历和相处方式，不少患者的触动很大，发现找到一位合适自己的伴侣、收获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可能的。这种自我开放的效果比讲道理、灌“心灵鸡汤”要好得多，意义也更重大。
作为一个从事精神心理障碍临床诊疗的“老兵”，我认为以上就是一个优秀的精神科医师必须具备的素质。如果越来越多的精神科医生能做到以上几点，对患者家庭、普罗大众、甚至整个社会和国家来说都是福音。
当然，现实的情况和以上期待仍有不少的差距。医院机构精神科的日常诊疗中，“生命相托，守望相助”仍是一个美丽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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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希望大众要对精神科医生给予更多的理解。截至年，我国有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至少万人；但精神科医生仅有4万名，其中儿童精神科医生不足人。如果要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至少需要6万名精神科医生；如果希望提供优质的诊疗服务，缺口则更大。
所以，精神科医生们的工作压力和强度是很大的，医院的医生们，他们能够分配到每位患者身上的时间和精力确实很有限。只有医患双方互相理解，才能在现况下尽量做到“生命相托，守望相助”，攻克临床难题。
不过，我发现精神科医师群体内出现了一个积极的、可喜的变化。越来越多年轻的精神科医生不愿意固守传统的精神病学或精神医学思维，他们初步具备了多学科诊疗的意识和意愿。有不少精神科医生也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