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我决定结束13年的在外漂泊，从上海搬回老家重庆。与众人料想地不同，这并非衣锦还乡，相反还带着一丝窘迫，像是被逼迫到最后的退路上不得不回家啃老。
我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包括夏天轻躁狂期间随意办理的按摩卡，几乎没怎么去的瑜伽卡，还有心血来潮去苏州学了几个月的古琴；再把不要的书和黑胶唱片都送了人，在家收拾了整整一周才打好包。
以前我搬家可快了，第二天要搬家头一天才开始收拾时间都搓搓有余。但现在不行了，能爬起来出门走两圈都费劲。这次转相，妈妈请假来上海照顾了我两个月。她本想留下帮我收拾，但我还是拒绝了。一来妈妈为了照顾我辞退了工作，还需要回去处理一些事物；二来我也想自己跟这个城市好好道个别。
我几乎没有主动告知任何除教会外的朋友自己要离开上海的决定。但从朋友圈卖东西的动态中还是被人看出端倪，有几位不常联系的朋友想与我当面道别，我都一一谢绝了，很是不近人情。最后见面道别的，都是多少知道我状况而无需再费力解释的朋友们。
抱歉了，那时我真的没有力气去一一解释。
去机场前，一位多年好友要来当面送我。从她家到我租住的地方要一个多小时，若换做他人我会一口谢绝。想到养病的时候她带我出门晒太阳，挽着我绕着公园慢慢走了一圈又一圈；也知道她家也有亲人是同样的病，不过状况比我严重得多。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这个病，很少有人能真正感同身受，所以总归觉得她像半个同类。特别是她可以给我更多来自病人家属方面的反馈，我总是会忽视掉这一点。
妈妈在得知我病倒，没有跟随公司去日本团建的第二天，就自己买票坐了八小时的动车来到了上海。我那时候睡得昏天黑地，反应过来的时候问她怎么不坐飞机？她说怕飞机延误或者无故晚点，还不如火车准点一些。她居然那么快就来了，我还是有些吃惊的。小时候一直知道妈妈身体不好，我一定要早些独立不给她添麻烦，自然也从未妄想30岁了还要让妈妈来照顾我。
那时我已发了辞职信，但还没有正式跟老板聊。发辞职信那天晚上我在公司办公室打电话给她，说对不起妈妈，我抗不过去了。我还是回家吧，但对不起妈妈，我没有赚到钱。然后就控制不住地轻声抽泣。她那时候就想来上海了，我急忙说算了，让我先休息一下看看状况。
状况却越来越糟。
这次我是带药复发的，感觉快医院看了那时能约到的另一位医生。医生听了我对于上一次轻躁狂的描述，判断我这次转相应该能在不辞职的状况下撑过去。我想了下夏天轻躁狂期间最夸张的时候，也就只是去伦敦看TheCure的那天晚上。演出半夜12点结束，兴奋地完全不觉得累，一个人从海德公园走了四五站路，穿过可怕的穆斯林区回到了住处。想想，的确是比前一年FujiRock音乐节三天三夜几乎不怎么睡要收敛了许多。
“你有男朋友照顾你么？还是自己一个人住？”医生问。
我摇头，自己这个*样子哪个男人受得了？
“那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难熬，最好有人陪着你撑过去。今年撑过去，明年可能就会好点。”
我便命令自己硬撑着。早上8点半起床上班，一直工作到晚上11点，甚至半夜两三点。新工作本来就难适应，加上刚入职老板走了，留下两个新项目并行一团乱麻。硬撑了三周终于不行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是同事善意的帮忙。
我向来是把人往坏了想的，从不奢望有人会帮我。但同事在我突然犯病到没办法出席会议的时候一声不吭地帮我挡了老板们的枪：15分钟的汇报提案主动帮我做了，还被老板们当场提问扫射了45分钟。
我心里愧疚难安，巨大的愧疚感化作一团黑色的迷雾向我袭来。
我可以接受当众被老板责骂，职场上的刁难，甚至是项目砸在我手上，但我不能接受因为生这样的病害帮我的人不得不帮我背锅——况且当下的我无法保证这样的状况不会再次发生。
当晚便写了辞职信发出去，然后就躺下长睡不起。直到妈妈来的那天，才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去车站接她。看我情况太糟，她提议再看一次以前常看的医生。在候诊室，我已经无法控制地哭诉：“我不是废物。”医生问诊的时候也再扛不住（以往去看医生我都是很理智的），一边哭一边跟医生说我是个废物，我对不起同事。
医生说你要这样想，这次是你病了同事帮助你，下次同事病了你帮助他不就好了么？我死命地往牛角尖里钻：但是我还会继续犯病的啊，又不是这一次过了就好了，一年又一年反复不停。
所以还是去公司办理了离职手续。像是平板支撑做到最后终于可以扑腾落地休息，我一下子落入了深不见底的抑郁期。
上海的冬天阴雨绵绵，我像是冬眠一般，每天都得睡十几个小时。从晚上11点开始，早上10点被妈妈硬拉起来吃早饭，然后在沙发上坐着睡着了；再被叫醒吃中饭，继续午睡到下午三点，就是没法离开床。有一次妈妈死命地拉我起床，她自己还闪了腰。被加了药的我体会不了任何的情绪，麻木地看着她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
好怀念轻躁狂的时候啊，每天睡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精神饱满，甚至不睡也没关系。
妈妈固执地认为我之所以没有力气是因为营养跟不上。记忆中没有拿手菜的她开始研究食谱。每一顿三个菜不重样，厨艺有了质的提升。只是我每到抑郁期就会特别渴望甜食，总觉得一天中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抱着甜食看无脑剧那几个小时。几乎不看国产剧的我跟着她看了好几个神仙剧，抑郁期本来也就是晨重晚轻，每一天晚上就这样轻松度过了。
最恐怖的是依旧要去香港打HPV疫苗，那时轻躁狂发作，盲目乐观自信，认为换了新工作也在吃药治疗，一切都会越来越好。所以从欧洲旅行一个月回来，没剩什么钱的情况下还决定要去打。
然而因为旅行触发短暂兴奋的我在打完疫苗第二天就彻底蔫了：去海边公园晒太阳，坐在公园椅子上睡着了；去喝咖啡，喝完就趴在桌上睡了；吃饭的时候也是，刚吃完一头就要栽到面汤里去；从上了机场大巴开始到躺回上海的床我几乎都闭着眼，都是快到站的时候被妈妈唤醒，再跟着她的脚步漫无目的地走到了家。
打第一针前医生就跟我提过，疫苗会触发双相发作，虽然早有准备但没有想到会那么严重。看我这个状况，妈妈显然是被吓到了。从香港回到上海，她就辞去了退休返聘的工作方便继续留下照顾我。我倒更像一个退休的老年人：每当上海出一点太阳，她就得拉我去公园晒。找得到椅子，我就像一张饼摊在上面；找不到椅子，就用尽力气去阳光里站着看书。
有一次去徐汇滨江晒太阳，跟在妈妈后面走啊走啊，实在太累了，不得不在江边的一块大石头上坐下。妈妈话也是不多的，她带着耳机听她的有声小说，我在太阳下望着江面发呆。就这样默默地坐着等待满血复活，再继续一点一点走到地铁站去。
还有一次上海忽然下了雪，下午三点的天跟晚上七点似的，我一点都不想动。妈妈还是递给我伞，让我跟着她出门绕着法租界走一圈儿。我打着伞走在她后面慢慢移动，从乌鲁木齐北路走到静安寺，再从巨鹿路走回长乐路上的住处，不知不觉在雨夹雪里走了快一个小时。
再有一次是走在嘉善路上，突然就走不动了，必须要找地方坐下。旁边就有一个广式甜品店，进去点了双皮奶和姜汁撞奶，吃完了也顾不上他人的眼光，趴在桌子上睡了好久，终于能站起来继续走路。
那一年上海最冷的两个月，我就这样跟在她后面，走遍了法租界，逛遍了上海的公园。印象里，小时候总是我在她前面走，越走越快，把她甩得越来越远。没想到再一次跟随妈妈的脚步，却像是回到了更早蹒跚学步的时候。那些我以为已经淡忘了的，却又深深刻在脑中某个地方的记忆被唤醒，无数温暖的能量再一次输入回我体内，大脑依旧麻木，心却是暖暖的。
转眼已回家一年。三次回到上海或出差或看医生，每次路过法租界就似乎看到那时的我，紧紧地跟着妈妈的脚步，慢慢地穿过一条又一条的梧桐树街道，默默地走啊走，终于走过了上海寒冷的冬天。
蚊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