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则夫妻卧室雄辩的影视段落让不少为照顾孩子操碎了心的双职工家庭大呼“人间真实”。
终于熬到孩子上学的年岁,妻子想让丈夫兑现诺言:培养孩子独立生存能力的同时,自己能出去工作,不再做全职太太。可先斩后奏的行为使丈夫极为不满:
既然结婚了就是一家人,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一家人的事为何不商量着来?
好在妻子看得明白。
丈夫明面儿上拿集体主义那套压制自己,实则反对自己出去工作,毕竟一旦妻子成了职场人,带孩子的责任他势必得承担些。
对此,妻子也不甘示弱。你不是上升集体主义吗,那咱们就好好掰扯掰扯当今双职工家庭的生存现状。
眼看一种魔法就要打败另一种魔法了,丈夫立马转变策略,试图晓之以情:
我是不让你出去工作吗?不!我是怕你累着自己啊!
神现打架,咱也不装了。妻子直接摊牌:
担心我是假,害怕失去我这个老妈子是真!
丈夫继续画大饼,妻子再次戳破谎言:
光说不练假把式,画大饼能解馋吗?啥时候意志跑到物质前面去了?
相同的学历,为什么在家庭与职业的选择上,妻子就必须做出牺牲,丈夫就天然地得在外面应酬,医院的门朝哪儿开都不知道。
家庭矛盾背后,实则丈夫的自私使然。而个人性格的自私,又蕴藏着“男权社会挤压社会女性”这一不争的事实。
男主外女主内,历史使然;女性工作狂都是“变态”,周末不在家带孩子,还跑出来加班,装什么积极!
这些枪火味儿十足且略带偏见的话语,既是现实生活中夫妻争吵时的所思所想,又是电视剧《我们的婚姻》中激烈、戏剧性,但又不失生活底色和批判意味的台词。
不得不说,白百何饰演的妻子沈彗星连珠炮式的发问和接茬,几乎把佟大为饰演的丈夫盛江川回怼得毫无招架之力,只能在一旁干生闷气。
正因沈彗星卡在从全职妈妈向职场女性的过渡阶段,白百何的出演才显得尤为合适。从她之前出演的影视来看,对情感的坚守以及得理不饶人的“碎嘴子”性格,成就了白百何“治愈系”的银幕形象。
想当初,白百何在电影《失恋33天》中凭借黄小仙一角,愣是把张嘉译饰演的上司大老王骂得狗血淋头。
从银幕到荧屏,从小妞电影到职场奶妈,“白姐”嘴上战斗力依旧不减当年。
过瘾之余,都市婚姻剧《我们的婚姻》对当今社会两性家庭关系的呈现,才是本剧最精彩的地方。这就得从剧中三组家庭说起。
现代社会的处世之道是,出了事,先积极地找原因。
这种做法,甚至流入家庭矛盾范畴。这样一来,夫妻双方便会进行细致入微地纠错,试图以理性的姿态找到夫妻双方的问题,把没说清楚的说明白。
沈彗星、盛江川的婚姻问题,首先体现在二人的性格上,这从二人的工作态度上可见一二。
盛江川是个功利主义者,为了赚钱不惜一切代价。作为飞虎资本的投资经理,他为了促成公司与野火音乐的合作,联合野火新上任CEO郭总挤掉前CEO以及他背后的云杉长青投资集团。而他这么做,只是为了低价收购野火,等时机成熟,再高价卖出。
相比之下,沈彗星则是个理想主义者。投资行业讲究的是看准赛道,然后选择最有利的赛道,投最好的赛手(企业),最后合并、出售、获利、退出。但沈彗星偏偏在意抽象的理想与愿景。
因此,在沈彗星心中,功利主义者是不会在意女儿是否需要陪伴的;而在盛江川眼中,理想主义者根本看不见自己工作上的不易。二人必将产生不少矛盾。
性格原因虽说根本,但并非导火索。致使沈彗星、盛江川想要离婚的直接原因是个人梦想与家庭责任之间的矛盾。
当今社会强调的不是领域,而是自身价值;不是行行出状元,而是我要实现我的梦想。所以,“先适应后成才”的理念,变成了以个人主观意志为价值导向的从业观。
这也是现代女性与传统女性的根本不同。前者强调我的身体、我的思想、我的人生由我做主,不受家庭、社会冷眼的制约;后者认为苦尽甘来,适应某一不喜欢的领域比选择一个喜欢的项目更重要。
这种现代价值观使沈彗星试图在职场上一展英姿,与社会再度建立联系。顶尖大学高材生,婚后却相夫教子,这并不表明她就此蛰伏,而是顾全大局(等女儿有一定自主能力,依旧要重返职场)。
同时,社会上的女性强调一种男女平等的观念,这就使得她们在家也要求丈夫能够分担同样的家务。
可要想盛江川在女儿成长前几年缺席的情况下,一下子晋升为合格奶爸,显然不切实际。
盛江川认为,项目有轻重之分,生活也有主次之别。
赚钱的大项目以及工作,是职业和生活中的玻璃球,需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呵护;至于小公司、陪伴女儿这些小事,类似于橡胶球,不会因为许久不在女儿身边,闺女就跟了别人的姓。
职场打拼的他,因繁忙的工作无暇顾及妻女,一旦家庭责任的天平向他这边倾斜,盛江川自然会不适应。加之沈彗星所在公司与盛江川的公司属于竞争关系,夫妻二人的情感生活必将受到影响。
说到底,还是一个人没法既照顾孩子,又赚钱养家。
盛江川、沈彗星不过是没能调和好家庭与事业间的关系。在盛江川妈妈看来,只要男女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家庭矛盾必会有所缓解:
“男主外,女主内。钱不够花了,那就是父亲的责任;要是孩子哭闹了,那就是母亲的责任。”
可这是老黄历了,现代人的婚姻观是共同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
那是不是说,只要夫妻二人把家庭分工商量清楚,且每个人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就不会有矛盾了呢?
这就要引出《我们的婚姻》中第二组家庭——职场女强人董思佳(蒋欣饰)和文科全职爸爸李宇文(是安饰)。
不同于男性上班、女性带娃,董思佳叱咤职场好多年,周末都很难在家陪儿子,家里大小事宜全由丈夫李宇文承包。
表面上,思佳和和气气,同宇文相敬如宾,夫妻间也没什么矛盾。虽说她有狂躁症,需要用酒精来控制情绪,好在一贯书生气十足、态度谦和的宇文总会迁就妻子。
儿子埋怨母亲三番五次因工作爽约;长这么大,都忘了母亲下过厨房,甚至觉得妈妈的饭不如爸爸做的好吃。为了不让思佳难过,宇文则在一旁打圆场。
也难怪,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宇文,性格细腻,体贴宽容,全心全意照顾家庭。
带孩子逛公园,他就坐在长椅上看书,任凭孩子嬉戏。
就算被别人嘲弄是“吃软饭的”,宇文也能面不改色,继续着自己的生活。
即使这样一个做事情不情绪化、有涵养的绝世好男人,也在陪伴孩子的问题上与思佳发生争执。
宇文出于兴趣,想抽空与老师做些历史课题的研究。一开始,思佳很支持,但当发现这项研究不仅得不到什么收益,甚至还没法把丈夫弄进史志办这一事业单位。没名没利一场空,思佳单方面拒绝了宇文的“复出计划”。
一味地忍让与宽容,得来的却是别人对自我梦想的践踏。
思佳没有保持夫妻间应有的尊重,家庭像是她的第二职场。她所做的只是发号施令,却忘了作为一个妻子更应该将心比心。
另外,思佳的性格与盛江川类似,属于利益导向型:不能变现的梦想就是一文不值。这种功利性的思维延伸至家庭关系,宇文在她眼中更像个贴着“丈夫”标签的保姆,而不是活生生的人。
商量好分工又如何?思佳、宇文看似关系和睦,实际上还是会存在问题。致使夫妻二人关系不和的原因,归根究底是感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
思佳是唯理性主义者。在她的世界观中,一切都有标准,倘若家人、员工,乃至自己触及了这个尺度,她就会将其视为不合规矩。
作为沈彗星的上司,思佳告诫她:工作就是悲喜自渡,你学不会自渡,没有人会渡你过河。但她忘了,婚姻是二人乘一舟,需共同撑帆掌舵。
家庭、婚姻,需要情感去滋润,即使是运转的齿轮,也需要润滑剂。一味理性,会导致教条。这也是为什么再明确的分工,都不会解决情感陪伴的问题。因为对着感性说理性,那才是最大的不合理。
不相互强求,且给彼此留出充足空间,这样的婚姻还会存在问题吗?
《我们的婚姻》中的第三组夫妻,陆维斌(佟悦饰)与蒋静(曹曦文饰),不仅是丧偶式教育,还是丧偶式婚姻。
如果说盛江川内心还有女儿,思佳还想着维持这个家,那么陆维斌则是个彻头彻尾的透明人,成天出差应酬,只剩下妻子蒋静无怨无悔地带孩子。
不过,蒋静倒也想得开: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家和事业只能二选一。
甚至还发出“老公老板论”的说辞:只有把老公当作老板,婚姻生活才会和谐。
这种夫妻关系虽说客观,但也太过客观,没了情感的黏着。距离产生美,可太遥远的距离,只会让一切失去控制,蒋静也只能眼巴巴看着丈夫出轨,无计可施。
继续逢场作戏,万万不能够;倘若离婚,签有婚前协议的她,不仅得不到房子、孩子,许久未上班的她也会失去职场竞争力。
即使发现丈夫不耻的行为,蒋静还在埋怨自己,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够理智,不然还能维持着这个家的空壳。
这是完全被丈夫PUA的表现。被蒋静撞见跟小三在一起不清不楚,陆维斌还能反客为主,说那是逢场作戏。这便点出了婚姻问题中的两性矛盾。
《我们的婚姻》把其中两组家庭的争吵归结为一种不平等的两性关系。再直白点,即大男子主义直男癌患者的自以为是,践踏了女性本应在职场、家庭生活中拥有的权利。
“事业不成功,是男人的原罪。”按这一逻辑,家庭不成功,则是女人的墓碑。
一个家,不仅得有母亲的支撑,也得有父亲的付出;不仅得有由事业换来的物质基础,也得有情感方面的精神陪伴。而不是照着理性、约定俗成的活法,禁锢女性的权益和男性的思想。
与其呼吁男性多关心女性职场中的遭遇,不如让全社会对两性共同面临的问题加以审视。
本剧主打两性、职场等元素,但其背后还是留下了阶层的空白。相比于夫妻家庭间的矛盾,当今职场的不公还存在于一些剧中隐秘的角落。
故事虽然批判了男主外女主内、家庭分工不明晰、职场规则对女性的不友好等观念,但还是出现了沈彗星雇保姆的情节:中年女保姆得知书达理,不能是土包子(给孩子读书时说方言),也不能是小市民(带着孩子乱闯红灯)。
所以,《我们的婚姻》本质上还是在给都市白领女性争夺话语权,真正的女性公平(涉及年龄、身份等议题)则被抛在脑后。
女性找工作不难,真正难的是,年轻女性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这种划分,势必会让公平(为新女性发声)看起来不那么公平(大婶们成了接受相夫教子思想的“老女人”)。
国产两性剧,只是在为部分女性的都市梦正名。婚姻问题,成了那块真正的社会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