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斯洛特
《阴阳的哲学》作者：（美）迈克尔·斯洛特译者：王江伟、牛纪凤版本：商务印书馆年12月
近年来，造访中国已成为迈克尔·斯洛特（MichaelSlote）的家常便饭。长期的往返经历使这位供职于美国迈阿密大学哲学系的老教授养成了许多中国习惯：讲座结束后，他会向在座听众致以中文的“谢谢”；去餐厅用餐时，他总是熟练地点上一杯温热的香茗（美国人习惯于餐间喝冰饮）。但是真正走进斯洛特精神世界的事物，或许还是中国传统典籍中的阴阳思维。
对哲学稍有些了解的朋友可能知道，斯洛特是当代伦理学的旗手人物之一。其著述有力地驳斥了义务论和后果论，在复兴美德伦理的同时，将该流派与情感主义思潮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在十年前邂逅了中国传统思想。《阴阳的哲学》便是他将其六十余年的治学功力与中国阴阳观念熔冶于一炉的最新成果。
情感，西方经典哲学的缺失之物
回顾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理性精神可谓当之无愧的主角。从古希腊先哲口中的“逻各斯（理性、逻辑或语言）”和“努斯”（精神、灵魂或心灵），到康德《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所说的：“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理性毋庸置疑地推动了整个西方文明——理性的可普遍化原则构筑了社会的规则与法律；理性的计算推理功能是科学探索的必要条件；理性的化繁为简属性为人类衣食住行带来了极大便利。
但是在西方思想的演进过程中，理性精神也过分夸张地介入了人类的日常生活。如果在西方哲学（乃至科学）的经典作品中去寻找学者们对情感的论述，便不难发现：相较于理性，我们亏欠了情感太多的哲学说明，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亦不会强调情感在人类精神里所扮演的基础性角色，而这恰恰是《阴阳的哲学》的切入口。
在斯洛特看来，接受性是最能彰显人类情感的特征。在助人时（伦理层面），我们必须通过接受性来体会他人的诉求，以避免好心帮倒忙的情形；认识事物的过程中（认识层面），所有的理性判断都建立在我们努力去接受感觉、知觉和观点的基础之上；只要我们的心智处于正常运作的状态下（心智层面），任何一个信念和欲望都渗透着接受性。遗憾的是，上述内容均被以往的主流哲学家所忽略。
不过，苏格兰启蒙学派（休谟、哈奇森等）、浪漫主义运动（华兹华斯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叔本华、尼采等）不是深刻地批判了主流的理性主义吗？的确如此，但是上述哲学流派要么仍然坚持情感与理智相分的立场（苏格兰启蒙学派），要么没有解释情感在认知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浪漫主义运动），或者索性漠视理性的功用，而将情感推向极致（非理性主义思潮）。《阴阳的哲学》的贡献则在于：将情感的接受性特征与理性中的自主控制置于“阴阳互补”的概念框架之中，并做了全新的界定。
师法中国的阴阳
当然了，斯洛特一再强调，其口中的阴阳不能在“前科学”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比如，中国典籍中“男人是阳，女人为阴”这类拟人化解读是斯洛特所明确拒斥的。相应地，斯洛特更倾向于将阴阳理解为一组哲学概念：一方面，在抽象的概念层面而言，阴阳是须臾不可分离的。
斯洛特注意到，阴阳图里面不仅有黑白两条阴阳鱼，在白鱼（阳）和黑鱼（阴）内部，还分别存在着黑鱼眼（至阴）和白鱼眼（至阳）。正如阴阳结构一般，情感接受与理性控制也在其自身之中为对方留出了空间；另一方面，就具体的心智状态来看，阴阳是对立且互补的。以母亲抚养孩子为例，一位具有“慈爱”品质的母亲既需要呵护、照料与关心这类饱含阴的情感接受，也离不开果断、勇敢与保护等以阳为主导的理性控制。
斯洛特更倾向于中国思想中的心灵观——将情感和理性视为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此语境下，心灵不再是“心智”或“mind”，而是一颗整全的“心”与“heart-mind”。以此出发，斯洛特对西方哲学中的理智主义做出了两点清算，“反对纯粹理性”与“驳斥情理相分”。
就伦理而言，如果哲学家们秉持义务论的“理性普遍立法”或后果论的“效果的理性计算原则”，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许多道德直觉，比如，为什么相较于陌生人，我们更倾向于帮助自己的朋友？再比如，为何亲临灾难现场要远比电视机前观看灾难新闻更容易落泪？正是由于人类心灵中存在着移情机制，使我们在“感他人之所感”的同时产生了帮助他人的意愿和行动；在认识方面，若只强调理性推论的确定性，而忽视与感觉、知觉和情感相关的接受性，则很容易陷入怀疑论的泥沼，以至于我们无法做出任何与认知有关的断言，经验科学更是无从谈起；假使某人的心智是纯粹理智性的，他甚至无法依据其理智信念而采取行动，因为行动必然蕴含着某种与欲望相关的动机性成分。可见，对于人类生活而言，西方哲学所描绘的纯粹理性图景不仅是无益的，更是不可能的。
既然纯粹理性是种不切实际的迷思而必须加以摒弃，好奇心又会驱使我们进一步发问：情感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它们可否各自独立地运作？斯洛特认为，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发挥着正常功能的“心”，那么情感与理性相互分离也是不可能的。
斯洛特汲取了中国传统思维中的“阴阳平衡”观念，认为唯有依托于阴阳形式的引导，在情感接受与理性控制之间谋求一种稳定和均衡的状态，“心”才能充分地发挥其功能，以满足我们的各类现实需求。人类所有的道德与认知品质都体现了此种平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洛特将梦（不关联现实的阴与阳）、抑郁症（极多阴而极少阳）和狂躁症（极多阳而极少阴）等心理现象排除于正常心灵活动之外，因为它们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某种阴阳之间的失衡。
古今中西思想之团结
斯洛特对阴阳概念的创造性解读，以及将阴阳结构应用于当代西方伦理学、认识论和心灵哲学之中的做法，促成了一场中西传统之间的对话。
就中国思想史而言，西方意义上的philosophy是个舶来品，明代徐光启在翻译该词时便发现，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并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汇，因而只能采用音译的方式去加以标记。直至19世纪末，日本启蒙思想家西周時懋才正式把philosophy译为“哲学”，这一译法为中国学界所接受则是更为晚近的事情。
然而，即使我们能用“哲学”这一中文词汇去翻译“philosophy”，中国思想似乎也无法与西方哲学进行理论层面的互译。甚至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可能未必拥有西方philosophy意义上的哲学，更毋宁说具备与西方哲学并驾齐驱的实力，所以也无怪乎黑格尔声称中国哲学只是一种“散文式的理智”。近年来，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强调，“中国思想”区别于“西方哲学”之处在于：后者倾向于借助抽象概念，去构建一套完整统一的理论系统；相反，前者则始终秉持着一种“一切皆在运行流动之中”的动态思维，在生成变化之中捕捉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思想的特质与独到之处；但是反过来看，在哲学层面，中西方又确实缺少一个合适的对话平台。于是摆在中西比较哲学学者前面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实现两种不同传统之间的对话？
值得欣喜的是，斯洛特激活了中国传统典籍中的理论思想，并对阴阳以及相关概念做出了精彩的哲学论证。他将中国思想以一种西方哲学能够接受的方式，介入到相关的前沿讨论之中，为中西哲学的比较与会通提供了契机。
然而，斯洛特并不止步于此，“以西释中”或“以中释西”的简单对比并非其志向所在。他真正的关切是如何在整合中西方理论资源的基础上，去探求一个更有解释力的哲学框架，以服务于整个人类的思想事业。换句话说，此时我们必须跳脱出某一特定立场（中国、西方或是任何一个国家），放弃所谓的“地缘哲学（geo-philosophy）”，转而以一种全局视角和合作姿态，去迎接任何一种潜在的理论可能性。不难看出，斯洛特正带领我们步入真正的哲学形态：一种古今中西思想之团结，一种世界哲学。
章含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