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第一夫人向来是高贵、端庄、优雅的代名词，是全球最有权势的人背后的女人。每逢重大场合或宴会，她都会默默陪在总统身边以示支持，而她身上的晚礼服总会成为全世界谈论的话题。受多年传统制约以及国民期望，首位黑人第一夫人米歇尔与绝大多数总统夫人不同，她强悍、敢言，演说精彩程度，毫不较能言善道的丈夫奥巴马逊色，甚至更胜一筹，完全改写“第一夫人”的定义。
作为首位非洲裔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成为当代最具标志性和吸引力的女性之一。这位在美国人眼中几乎完美的女性，有着干净的背景与经历，在公众眼中永远思路清晰，讲话风趣幽默又直言不讳，自信、理性、果敢、个性坚毅而又不失女性特有的温柔，也有着震撼人心的力度。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也力撑夫人米歇尔，称该回忆录是“深刻的个人经历”，正如书名“成为”一样，希望能够鼓励更多的人。近期，米歇尔·奥巴马的自传《成为》中文版由企鹅兰登授权、天地出版社引进出版了。
奥巴马夫妇的爱情故事也一直为人津津乐道。在她的新书《成为》中，米歇尔谈到了很多有关和丈夫奥巴马的婚姻故事，她还写了自己与奥巴马坠入爱河的事。米歇尔称自己被奥巴马的“性感男中音”和他的平静与力量所打动。她在描写与奥巴马的初吻时称，开启了“欲望、感激、满足和惊奇”各种强烈情感的爆炸。
新京报获得天地出版社授权，刊发米歇尔与奥巴马的初次相遇的故事。以下文字选自米歇尔自传中的《遇见奥巴马》章节。
《成为——米歇尔·奥巴马自传》，米歇尔·奥巴马著，胡晓凯/闫洁译，天地出版社年1月版
贝拉克·奥巴马上班第一天就迟到。我坐在自己四十七层的办公室里，一面处理工作一面等着他来。像大多数第一年进事务所的律师一样，我很忙。我每天在盛德工作很长时间，经常午饭和晚饭都在办公室解决，手里的文件多到处理不完，所有文件都是用精确得体的律师语言写成的。即使我现在自认为已经是自己梦想中穿套装、开萨博车的年轻独立的职业人士，我也依然不喜欢自己一个人的日子。我每天都跟父母报到。那一天的早上，我在出门前还拥抱了他们，外面下着暴雨，我开车冒雨赶去上班。也许应该加一句：我是按时到的。
我看了看表。
“那家伙还没来吗？”我问洛琳。
她叹口气，答道：“亲爱的，还没来。”她有点想笑，我能看出来。她知道我受不了别人迟到，把这看作是傲慢的表现。
贝拉克·奥巴马已经在事务所引起了轰动。首先，他刚刚完成法学院一年级的学业，而我们暑期实习生的职位一般只招二年级的学生。但是据传他非常优秀。他在哈佛的一个教授，也是事务所一位执行合伙人的女儿，说他是她遇到过的最有才华的法学院学生。一些在他过来面试时见过他的秘书说，除了显而易见的优秀之外，他长得还很帅。
我对这些说法都持怀疑态度。根据我的经验，你随便给一个头脑不笨的黑人套上一件西装，白人都会疯掉。我怀疑他名不副实。我在暑期的员工名录里看过他的大头照，长相看起来一般，拍摄光线也不好，笑得倒挺开，有点呆头呆脑，反正照片没有改变我对他的印象。他的简历显示，他的老家是夏威夷，所以他至少是个有异域情调的呆瓜。除此之外，没什么特色。唯一的意外是在他报到前几周，我循例打电话给他作自我介绍。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浑厚甚至还有点性感的男中音，跟他的照片一点也对不上，让我有点惊喜。
时间又过去了十分钟，他才到了我所在楼层的前台，我走出去见他，他正坐在沙发上。这就是贝拉克·奥巴马，他穿着一身深色西装，因为淋了雨身上还有点湿。他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一面跟我握手一面为自己的迟到道歉。他的笑容很灿烂，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和瘦。这个人明显吃得不多，而且看起来很不习惯穿正装。如果他知道自己是顶着天才的名声过来的，他也没有表现出来。我带着他穿过走廊来到我的办公室，向他介绍事务所的情况，告诉他文字处理中心和咖啡机的位置，解释我们是如何计算工作时间的，他安静而谦恭，认真地聆听着。大约二十分钟后，我把他带到高级合伙人那里，那是他暑期真正的导师，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那天晚些时候，我带贝拉克去我们写字楼一层的一家高档餐厅吃午饭。在这里吃饭的都是穿着得体的银行家和律师，午餐的价格堪比晚餐。这是带暑期实习生的一个福利，可以到外面吃大餐，由事务所来买单。作为贝拉克的督导，我最重要的角色是充当社交通道。我要确保他上班时心情愉快，在需要时为他提供建议，让他对我们团队有归属感。这是一个更大的招揽计划的开端，跟所有暑期实习生一样，事务所在他拿到法学院学位后可能会愿意招他进来做全职工作。
很快，我意识到贝拉克几乎不需要什么建议。他比我大三岁，就要满二十八岁了。和我不同的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本科毕业后，工作了几年，然后才考取的法学院。在我看来，他对自己的人生方向非常笃定。他没有什么怀疑，这让人很奇怪，初看起来也难以理解。我是一环扣一环地走向成功的，从普林斯顿到哈佛再到现在四十七层的办公室，是一条像箭头一样笔直的轨道。贝拉克的人生道路则是在截然不同的世界中即兴穿梭的过程，在午饭聊天中，我了解到他从各个方面来讲都是“杂糅”的：他的父亲是来自肯尼亚的黑人，母亲是来自堪萨斯州的白人，他们年轻时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他在火奴鲁鲁出生和成长，又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了四年，在那里放风筝、捉蛐蛐；高中毕业后，他先在洛杉矶的西方学院优哉游哉地上了两年，后来转学到哥伦比亚。根据他的说法，他过得不像一个被放飞在20世纪80年代曼哈顿的大学男生，而像一个生活在16世纪的山中隐士，住在街的一间脏兮兮的公寓里，啃大部头的文学和哲学著作，写一些糟糕的诗歌，每个周日还会斋戒。
我们边聊边大笑，谈彼此的成长经历，还有我们是如何进入法律这个行业的。贝拉克处事严肃，但高傲自负。他举止活泼，思想强大。这是一种奇异的、激动人心的组合。还有一件事也让我吃惊，那就是他对芝加哥非常熟悉。
贝拉克是我在盛德遇到的第一个会去理发店、烧烤摊和南城远郊宣讲福音的人。在上法学院之前，他受雇于一家非营利组织，是几个教堂的联合体，他作为社区组织者在芝加哥工作了三年，年薪10美元。他的工作就是帮助重建社区，创造就业机会。根据他的描述，这个工作有两大挫折和一大回报。他曾经花了几周时间筹备一个社区会议，最后只有十几个人到会。他的努力被工会领导者嘲笑，白人和黑人都来挑他的毛病。但是做了一段时间后，他赢得胜利的次数在增加，这让他受到鼓舞。他之所以上法学院，是因为在基层的工作经历让他看到，重大的社会变革不只需要基层人员的工作，还需要更强大的政策和政府的行动。
尽管我之前对关于他的传言是抵触的，但我发现自己也开始崇拜贝拉克了，崇拜他的自信还有认真。他让人觉得耳目一新、不落窠臼，还有点不寻常的优雅。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他看作是一个约会对象。首先，我在事务所是作为他的督导。我最近也下决心不去想约会的事，因为工作太忙实在没有多余的精力，另外，那天吃完午饭后，贝拉克点燃了一支香烟，这让我大吃一惊，也足以熄灭我对他的任何兴趣，如果说我开始有一点儿兴趣的话。
我心想，他会是我带的一个很优秀的暑期实习生。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逐渐形成了规律。下午晚些时候，贝拉克会走过大厅，在我办公室的一个椅子上坐下来，好像已经认识我好几年似的。有时感觉确实如此。我们之间开玩笑很轻松，我们的思维模式很相像。当周围的人工作压力大到像得了狂躁症，当事务所合伙人做出一些居高临下或者脱离实际的评论时，我们会交换一下眼神。不言而明的一点是：他是我的同道中人。我们事务所雇用了四百多位律师，只有大约五名全职律师是非裔美国人，所以我们彼此吸引是理所当然、容易理解的。
贝拉克和那些典型的暑期实习生（比如两年前在盛德实习的我）截然不同，他们野心勃勃，卖力并焦急地经营人脉，期待着一份黄金工作邀请的来临。贝拉克则是闲庭信步、平静超脱，而这更增加了他的吸引力。在事务所内部，他的声誉仍在增长。他已经受邀列席高层合伙人的会议，并被征求对会上讨论议题的意见。在实习期开始后不久，他敲出了一份长达三十页的关于公司管理的备忘录，内容全面详尽，有说服力，立刻引起了轰动。这个人是谁？所有人都在好奇。
“我给你带了一份。”一天贝拉克过来，微笑着把他那份备忘录递给我。
“谢谢，”我接过文件说，“一定拜读。”
他离开后，我把文件放进了抽屉。
他知道我永远不会读这份文件吗？我想他很可能知道。他把文件拿给我一半是出于玩笑。我们分属不同的专业组，在业务上没什么实际交叉。我有一大堆自己的文件要看，而且他不需要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们现在是朋友，贝拉克和我，我们是并肩作战的同志。我们每周至少一起吃一次午饭，有时还会更频繁，不过当然是由盛德来买单。慢慢地，我们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知道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我在哈佛法学院最快乐的回忆是在学校法律援助所工作的时光。我知道他能轻松啃下大部头的政治哲学著作，好像那是沙滩消闲读物。我知道他的父亲在肯尼亚遭遇车祸去世，他后来去过那里一次，想要更多地了解那个男人。我知道他喜欢打篮球，周末会长跑，谈起在瓦胡岛的朋友和家人会怀旧。我知道他过去有很多女性朋友，但现在是单身。
最后这一点，我想我可以帮他改变。我在芝加哥的生活圈子里有一堆事业有成的单身黑人女性。虽然我的工作时间很长，但我喜欢社交。我的朋友有盛德的同事、有高中同学、有在工作中结交的，还有通过克雷格认识的。克雷格刚刚结婚，现在在芝加哥的一家投资银行工作。我们这个圈子有男有女，充满活力。一有机会我们就在市区的酒吧聚会，周末还会约在一起吃大餐，聊天叙旧，消磨很长时间。我在法学院时交过几个男朋友，回到芝加哥后还没遇到合适的，而且也没什么兴趣。我已经跟所有人宣布，包括潜在的追求者，现在我要把事业放在第一位。不过，我倒是有很多女朋友在寻找约会对象。
初夏的一个傍晚，我带着贝拉克到市区一家酒吧放松一下，这里是黑人职场人士每月一次私人聚会的场所，我经常和朋友约在这里见面。我注意到贝拉克换下了上班的衣服，穿着一件白色亚麻西装夹克，就像《迈阿密风云》电影里主角穿的那种。哈，好吧。
无可辩驳的是，虽然贝拉克的穿衣品位有点问题，但他依然很抢手。他英俊、稳重、成功，他健壮、有趣、和善。你还能要求什么呢？我趾高气扬地进入一家酒吧，确信我在为所有人做一件好事——他和在场的所有女士。一眨眼工夫，他就被我的一个熟人锁定了，她是一位在金融行业身居要职的漂亮女士。我能看出来，她和贝拉克聊天时马上就活跃起来。我对事情的进展很满意，给自己点了一杯喝的，就去找别的熟人聊天了。
二十分钟后，我在房间的另一边看见了贝拉克。他还在跟那位女士聊天，不过主要是那位女士在说话，而且看起来丝毫没有结束的意思。他给了我一个眼神，暗示让我救他。但他是个成年人，我让他自己救自己。
“你知道她问我什么吗？”他第二天到我办公室说，依然有点不敢相信，“她问我是否愿意去骑马。”他说他们还谈了各自喜欢的电影，但是话不投机。
贝拉克太过理智，可能很多人受不了。（事实上，我和那位女性朋友再见面时她就是这么评价他的。）他不是那种喜欢享乐的人，可能我应该早些意识到这一点。我身边围绕的都是一些渴望成功、勤奋努力的人，一心想要往上攀登。他们买了新车，正在买自己的第一套公寓，喜欢下班后喝着马提尼酒谈论这些。而贝拉克则更愿意晚上一个人度过，研究一下城市住房政策。作为一个组织者，他曾经花几周乃至几个月的时间听穷人讲述他们遇到的困难。我后来慢慢发现，他对于希望和阶层流动性的执着来自一个完全不同、别人不易进入的地方。
他告诉我，他自己曾经也有过放浪形骸的时光。他人生的头二十年,对外用的名字都是他的昵称贝里。十几岁的时候，他在瓦胡岛草木茂盛的火山山麓吸大麻。在西方学院时，身处20世纪70年代颓废的社会风气中，亨德里克斯和滚石乐队是他的偶像。后来，他用回了自己的本名——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并接受了自己复杂的身份。他是白人和黑人、非洲人和美国人的混血儿。他为人谦逊，生活简朴，但他知道自己丰富的头脑会让特权世界向他敞开大门。我能看出来，他在严肃地对待这一切。他看起来轻松愉快、爱开玩笑，但从未远离一种更大的责任感。他正踏上某种征途，虽然还并不知道会通向何方。我只知道喝酒对他的未来没什么帮助。下一次出去欢聚的时候，我让他留在了办公室。
贝拉克和我父母一样，在饭后，走在街上，或者在觉得焦虑需要手里干点什么的时候，都会抽烟。年，吸烟比现在要更加普遍，而且更深入日常生活。对二手烟影响的研究成果还相对比较新。在饭店、办公室和机场，随处可见抽烟的人。然而，我是看过那个健康宣传片的。在我以及我认识的每个明智的人看来，吸烟无异于自我毁灭。
贝拉克完全知道我对抽烟的感受。我们的友谊建立在直言不讳的坦率上，我觉得我们都喜欢这一点。
“为什么像你这样聪明的人要干这么愚蠢的事？”我们第一天见面时我就冲口而出了这句话，那是吃完午饭后，我看到他点上了一根烟。这是一个直率的问题。
我记得他只是耸耸肩，承认我说得对。他没有争执，没有辩论。在抽烟这个问题上，贝拉克的逻辑似乎完全不再适用于自己。
不管我承不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在我们工作太忙见不上面的日子，我都会想他在干什么。当他没有出现在我办公室门口时，我在谈话中会掩饰自己的失望。当他出现时，我又在谈话中掩饰自己的兴奋。我对他有感觉，但这种感觉是隐藏的，藏得很深，因为我决心让我的生活和事业有序向前推进，不要有任何变数。我在事务所的年度评估结果相当不错。很可能在三十二岁之前，我就可以做到盛德的权益合伙人。这是我全部的目标，或者说我只是在让自己相信这一点。
我也许可以忽略我们之间正在滋生的感觉，但他没有。
“我觉得我们应该约会。”一天下午我们一起吃饭时贝拉克说。
“什么，你和我？”我假装震惊于他居然认为我们之间存在这种可能，“我告诉过你，我不打算约会。而且我是你的督导。”
他苦笑了一下。“这算什么理由。你又不是我的老板，”他说，“而且你很漂亮。”
贝拉克有时微笑起来，嘴巴好像能咧到耳朵根儿。他既温和，又理性，真是“致命”的组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不止一次列出证据说明为什么我们要约会。我们合得来。我们能让彼此开心。我们都是单身，而且我们都表示对其他人没兴趣。他说，事务所里没人在意我们约会。事实上，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他猜想事务所的合伙人希望他最终能来为他们工作。如果他和我成为一对，会提高他入职的概率。
“你的意思是我是个钓饵？”我大笑道，“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
在这个夏天，事务所为我们律师组织了一些活动和旅行，让有意愿参加的人填写报名表。其中一个是在离办公室不远的一个剧院晚上上演的《悲惨世界》音乐剧。我给我们两个报上名，要了两张票，这是初级律师督导和她带的暑期实习生的常规行为。我们按规定是要一起参加事务所的活动的。我的职责是确保他在盛德的工作感受是愉快和积极的。这是所有安排的用意所在。
我们并排坐在剧院里，工作了一整天都累坏了。大幕拉上去，歌声响起，一个灰暗、阴沉的巴黎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不知道是我情绪的原因还是话剧本身的缘故，接下来一小时我感觉自己在无助地被法国的苦难碾压。呻吟和锁链，贫穷和强暴，不公和压迫——全世界无数人都曾为这出音乐剧痴狂，但我却在座位上不安地扭来扭去，努力想摆脱每次乐曲重复时带给我的无以言表的折磨。
中场休息灯光亮起来时，我偷偷看了贝拉克一眼。他整个人陷在椅子里，右手肘支在扶手上，食指顶着额头，表情让人捉摸不透。
“你觉得怎么样？”我问。
他斜看了我一眼：“很糟，是吧？”
我笑起来，对他跟我感觉一样感到宽慰。
贝拉克从座位上直起身。“咱们出去怎么样？”他说，“我们可以现在就走。”
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会动的。我不是那种人。我太在意别的律师的看法，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座位空着会怎么想。我一向奉行做事有始有终的原则，不管多小的事，都要等到惊心动魄的最后一刻才安心，即使它是一出让人神经紧张的百老汇音乐剧，而且在一个本该是美好的周三夜晚上演的。不幸的是，我内心就是个打钩的人。一直以来我都在为了面子而忍受痛苦。但现在，我跟一个与我不同的人在一起了。
在大厅里其他督导和他们的暑期实习生正聊得热火朝天时，我们避开所有人的视线，溜出了剧院，来到了温暖宜人的夜色中。紫色的天空中最后一丝光线正在褪去。我呼出了一口气，明显得到了解脱，贝拉克不禁大笑起来。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问。
“我们去喝一杯怎么样？”
我们步行走到附近一家酒吧。跟往常一样，我走在前面，他紧跟在后面。贝拉克走路悠闲从容，带着夏威夷式的关节松弛的随意感，从来不着急，即使或者尤其是你让他加快步伐时。而我正相反，在闲暇时间走路也是大步流星，很难让自己放慢速度。但是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告诉自己要慢一点，好能听到他说的话，因为我开始意识到，我在意他讲的每一句话。
直到现在，我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塑造自己的外在形象，每个松开或者凌乱的边边角角都要塞好折好，好像在做某个不漏风不透风的折纸手工。我费尽心力来做好它，对它的外观感到骄傲。但是它很脆弱，如果一角没有塞好，我就会发现自己坐立不安；如果另一角松开了，就可能会暴露我对自己精心设计的职业道路以及我自认为想要的所有东西并不确定。我觉得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没做好接纳他的准备。因为他就像一阵风，可能会把一切事情都吹乱。
一两天后，贝拉克问我是否可以在周末开车带他去一个为暑期实习生举办的烧烤派对，地点在一位高级合伙人的家里，位于市区北边一个富裕的湖滨郊区。我记得那天风和日丽，一块悉心打理的草坪尽头，湖面泛着粼粼波光。负责餐饮的人端上了食物，音响里大声播放着音乐，人们对主人豪宅的品位交口称赞。整个环境就是一幅富足和安逸的画面，也很明显在提醒着你在全身心投入枯燥乏味的工作后会带来怎样的回报。我知道，贝拉克一直在纠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要选择什么样的职业方向。他对财富有一种不安。和我一样，他从未拥有过很多财富，也并不渴望财富。他希望人生过得有价值，胜于希望挣很多钱，但是仍然在想怎样去实现这种价值。
我们在派对上不像一对，但是大多数时间都在一起，在同事堆里穿梭，喝啤酒和柠檬汁，吃塑料盘子里的汉堡和土豆沙拉。我们不时会分开，然后再去找到对方。一切都感觉很自然。他会含蓄地和我调情，我也会回应他。一些男同事临时组队打起了篮球，我看到贝拉克穿着人字拖鞋溜达到球场加入比赛。他和事务所所有人都相处得轻松融洽。他能叫出所有秘书的名字，和每个人都处得来，包括正在打篮球的这些人——从年长的古板保守的律师到雄心勃勃的年轻小伙子。“他人挺好。”我心里想，看着他把球传给另一位律师。
我从高中到大学看过很多场球赛，很容易就能看出一个人打球的水平，贝拉克很快通过了测试。他打篮球时身手矫健，很有艺术感，他瘦长的身体移动迅速，展示出我之前未曾注意的力量。即使穿着夏威夷式的鞋子，他的行动依然迅捷优雅。我站在那里假装听某同事很友好的妻子在跟我说话，但是眼睛一直盯着贝拉克。我的内心第一次被他打动——这个奇怪的混合了各种元素的男人。
傍晚，在我们开车回市区的路上，我内心感到一种新的疼痛，那是某个新播下的渴望的种子。现在是七月份，贝拉克八月份就要走了，回到法学院和那里的生活中去。从表面看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像往常一样开着玩笑，八卦着谁在烧烤派对上说了什么话，但是一股热流爬上了我的脊背。在我的车狭小的空间里，我强烈感受到他身体的存在——他的手肘支在控制台上，他的膝盖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当我们沿着湖滨大道开始向南行驶，经过两旁人行道上骑自行车和跑步的人时，我在心里默默地和自己进行斗争。是不是可以不严肃地谈一谈看？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的工作？我对所有事都没把握——怎么做才合适，谁会发现，会有什么影响，但是我突然感到，我不想再什么都等到有把握了。
他住在海德公园，是从一位朋友那里分租了一套公寓。驶进社区的时候，我们之间的空气里充满了紧张感，好像某件不可避免、命中注定的事情就要发生。或者这也许只是我的想象？可能我拒绝了他太多次。可能他已经放弃，现在只是把我看成一个不错的、可靠的朋友——一个在他有需要时可以开着有冷气的萨博车送他的女孩。
我在他家楼前停下车，我的脑袋因为过度思考还有点懵。气氛有点尴尬，我们都在等对方开口说再见。贝拉克抬起头看着我。
“我们去吃个冰淇淋吧。”他说。
这个时候，我知道游戏开始了，这是我人生少有的几次决定停止思考、活在当下的时刻。那是一个温暖的夏夜，在我热爱的城市里，空气落在皮肤上感觉很柔和。在贝拉克公寓旁边的街区有一家芭斯罗缤冰淇淋店，我们要了两个甜筒，走出店门，在外面的步行道上找了一个位置。我们伸直了膝盖，挨近了坐着，在户外待了一天，疲惫但心情愉快。我们快速地吃着冰淇淋，没有说话，担心冰淇淋化掉。可能贝拉克从我脸上读到了或者从我的姿势上感觉到了我的内心已经开始松动和敞开。
他好奇地看着我，脸上挂着一丝微笑。
“我能吻你吗？”他问。
就这样，我把身体靠了过去，一切都明朗了。
引言作者：萧轶
编辑：周之文；校对：李铭